读罢《观察》发表的《刘晓波受到人身威胁》一文，大为惊诧；又有历史学家朱学渊老师发来电邮，确认此文为”细作”所作，但理由亦不充分。依我判断：这是自由运动中不同”派系”的激愤之举，其实既便说了”小心狗头”也至于行谋杀之实，意在迫使晓波放弃反对”暴力革命”与街头政治的观点，至少要保持缄默。
政治运动内部的”激愤之举（语）”多来自于中国明末清初以来的会党政治影响。清初大力分化不服从的知识分子或笼络入鸿词科或杀头灭命，但是反抗意识早已渗进民间即浅知”革命正义”，便承接精神抗争失败之后的运动余绪，至清末遂成浩大之势。孙中山先生对此早有考察，亦大力利用会党，由此形成了中华民国时代至今不绝的会党政治文化。简言之：政治活动必有以秘密会党为核心，由既成的政治核心再来发起暴力运动。
在政治运动内部，会党政治又表现为：（一）派系林方，互相倾轧；（二）对于不服从者及对本派威胁大的另派人士，施以暴力乃至于暗杀。中共在其建党至延安整风二十多年间亦受会党政治影响之深，再加上学习苏俄斗争模式，屡生内部清算如”打AB团”也就不足为怪了。
总的看来，会党政治对夺取政权有用，但对民主政治的健康生成却是害处颇深。
一、自由运动精英的文化不自觉由于中国大陆的自由运动不是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其民间精英部分带有浓重的草莽性，具有会党思维与共产党斗争政治性格。甚至说，由于会党思维具有天然的与底层精英的亲合力，它更容易形成一种”社会共识”.由此它也向那些急功近利的知识界政治精英强力渗透，形成后者的一种”磕药”状态，当然，作为一个本身就出自底层社会的学者我并不自诩已经蜕变为”纯粹精英”，并且我仍认为底层社会的启蒙仍是中国大自由运动成败的关键。
在启蒙整体上并不到位的情况下，许多具有启蒙作用的人反而力尽非理性，以”骂出口”为快事。最近，我就”拒郭门”无限扩大化与一位同道进行了交流，未期该同道以私人身份回文竟说那些话题是”随便掷出来的”.我没有不尊重该同道的意思，但作为个案，我们应当知道大量的”激愤之举”实在是没有意义的，就不用说依这种所谓”发乎情止乎言”的传统方式来治理民主化初期的国家，就是推动民主化进程也不可能。
民主过程渐进，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惟其如此，就更需要尊重民主制度对政治文化的要求，就需要将”制度”先验性地放在”权力”之前。
二、更加谨慎地分析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中国不可能再出现以会党成功的”现代孙中山”，传统的暴力革命也不再有知识精英认可基础（虽然存在推动一定规模社会骚乱的可能），所以这就希望自由运动中的精英分子（包括那些来自底层社会且英雄情结浓重的人）实现战略重构。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放弃那种”逢共必反”或一定”让他人头落地”的革命设计，转而实现宪法权力的落实，如言论自由与公开的组党、结社——申请合法登记的操作。在这方面，泛蓝联盟做出了好的行为示范；在理论方面，郑然先生”挤进政协”的构想也有深远的意义。
台湾初期的民主以合法化争取为明确战略，不仅为民主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民主化之后的政党较力提供了基本框架。今天”斗而不乱”的情状实在有赖于当初的”去会党化”选择，尽管他们那里没有这个概念。现在，民进党内部的公开化道德斗争与整合也必将促该党出现新的领导力量，随着民进党政治活力的增强，更不排除大陆中共承认台湾民进党的可能——实现党际交流。
如果民进党与中共实际党派互相承认，那么是不是也意味着民进党投靠了中共呢？否然，因为民主政治本身是一套非常精确的政治利益计算。举个较远的例子来说，英法美与斯大林俄国形成反法西斯同盟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制度向共产主义极权投降了呢？当然不是。
三、希望大自由运动中人全面认识独立笔会独立笔会的政治境况较之其他自由组织稍微好些的原因，成了被怀疑的一个重要理由。那么，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在国内能”合理不合法”地存在的真实原因又是什么呢？
了解国际笔会宪章的人都知道，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的成员。由于这个国际背景，才使它的政治日子比其他自由组织如维权运动与泛蓝联盟”好过一些”.如果依此为”投共”当细作的理由，不仅幼稚而且十分荒谬。以下我以国际笔会宪章翻译人的身份列示重要的中英文对照，来支持我以上的”合理不合法”的论断。
1第一条，（a）款： International PEN， whose aims are defined by its Character， was foumd in 1921 and consists of Centres situated throught the world. It is established under English law and headquartered in accordance with its Constitution consisting of the Chater and its Regulations and Rules of Produre.意为：国际笔会，它的宗旨由1921年订立的《国际笔会章程》确定，它由遍布全世界的各个中心组成。国际笔会依照英国法律成立，总部设在伦敦。它的设立根据是由特许状及其程序规则而组成的《国际笔会宪章》。
第32条（最后一条）：On a winding_up of International PEN any excess of assets over liabilities shall be paid to UNESCO，or any successor organization，failing which to a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hose aims and objects are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PEN Charter.意为：倘使国际笔会终止，它的超过负债的剩余资产将交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或在找不到工作目标、性质与其它章程一致的机构作为承接时，也可交给任何一种机构。
这两条表明：（一）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独立系统，资格集体遍全世界；（二）它与联合国有关，科教文组织可以接受它的清算资产。
还有一点就是，笔会的非政治化问题即第一条b款（an apolitical organization）的根本含义应为：（一）公平地表达见解与思想无须政治性备案，乃笔会的义务。（二）它已经将《世界人权宣言》视为给定（given）状态。
之于中国的现状，非常遗憾，这两项都要经过政治努力来争取。所以就会有这样的结果：（一）笔会虽然不是政治组织，它必然要会为一些与言论（表达）自由相关的问题做出某种行动，如呼吁、签名；（二）基于尊重个人自由选择的原则，它也不能设定民运人士、维权（政治化）人士作为个人会员的”无资格”限制。[所以，我认为某些会员要求开除高寒会员资格的真实伦理动机也是很成问题的！之于我个人，固然反对高寒无限扩大”拒郭门”的行为，但不会在开除动议上签名。]结语：有识之士的三项反省在对自由运动中的会党化问题做出相应的批判之后，我仍寄希望于有识之士做出三项反省，或曰就自由运动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一）为什么这个运动中多有宣传家而少有理论家？
（二）为什么这个运动中多有行动家却匮乏战略家？
（三）为什么这个运动中多有联合试验，却终成各派互讦的闹剧？
如果不能回答并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自由运动在国家民主化初期肯定不会象其他国家如韩国在野党派那样发挥巨大的政治作用，只能弱势地存在于国家政治生活中。如果说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那么自由运动本身就更应该由革命党（甚至会党！）向在野党的方向转变。成为在野党或曰设定自己为在野党不是矮化自己，相反是自觉地设定对这个国家责任。
就目前的态势而讲，宣传家们的批判力度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启蒙效果，但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一个精英分子或哪一个”支派”提出一套完整的战略方案来应对国家民主化初期的治理。
这个问题仍然是：如果我们必须领导中国（If we are to Lead China），我们拿出什么样的国家战略 （How do draft a whole Strategy what is to b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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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写于小城绵逸书房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