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北大荒」留下弊端无数，倘从批判角度言，举不胜举.这里且把批判留待后文，先说一点：到目前为止，批判者大都来自文人阶层，这就使得批判大打折扣，也容易让人联想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欲考科举者拖着古国长辫，泣泪京门，声声哀告「老佛爷」的古老故事。这里说的「长辫」，意指二十世纪意识形态过剩，欲拔此赘瘤，完成从军事官僚、人文官僚到政法官僚之转型，「北大荒、大清国」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历史三峡，我虽不耐，也只能强耐。
1989年下半年最为滑稽的一幕，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竟让从未执掌文化部门的「小木匠」主管意识形态.那一年形格势禁，谁在这一位置都要对文化领域痛下杀手，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小木匠」举重若轻，将「乘胜追击自由化」悄悄转移为「扫黄」，甚至说出「活血化淤」之妙论。80年代胡、赵最为开明那一段，意识形态年年有反覆，以致民间也有「双年自由化，单年反自由化」之妙论。如此拉锯，生生折杀两位总书记，却在血光之年结束於「小木匠」之手！此后再换为铁道部长丁关根，乾脆只上技术性一手，人称「盯着你，关着你，跟着你」，可见其口碑。但也从此开始技术官僚应对意识形态争议的技术化处理：说停刊就停刊，说封门就封门，必要时可行警察手段；严惩编者、出版者，回避作者，不争论，不「反击」，以免激化意识形态.据说丁部长离任后曾有委屈情绪：如果不是我「盯，关，跟」，而是像邓力群那样动辄发动「清污」、「反自由化」运动，不知还要有多少人倒霉？毋庸讳言，大陆思想界之沉闷乃至窒息，肇始於这一阶段，但从另一方面说，意识形态之衰竭也是从此开始，可谓「时日曷丧，吾与汝皆亡」。李瑞环还有另一重要贡献，是关键时刻不作为。1992年邓小平南巡，放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狠话，与此同时，则看重李瑞环，似有以小木匠取代之意。此时中南海又出现禅让之禅让，吉凶难卜。化解此次政治危机有关键性两个人物：某元老巧言劝邓，竟有如此言：「前两次你是换人不换路线，这一次能否变一种方式，换路线不换人？」而李瑞环则「见机不上」，其想法没有那么多「路线焦虑」，更不「意识形态」：这一次换上我，下一次不同样能换另一人吗？
自文革以来，最高领导权「非程序更迭」三五年来一次，所谓「夺嫡」之争，每一次都伴随有意识形态清算，殃及民生，祸及无辜。但如1992年这一次「非程序更迭」，消弭於欲起未起，却还是第一次。如此不作为，以军事强人视之，可谓胸无大志，以人文官僚视之，可谓寡淡无味，以意识形态专家邓力群之雄视睥睨，当嗤之以鼻：天降大任而不为，竖子可群起而攻之！但在技术官僚眼里，却是心有余悸，而且是双重余悸：毛、林、张禅让之禅让，文革余悸未除；邓、胡、赵禅让之禅让，再生新时期余悸，老余悸尚存，新余悸已生，实在是不寒而栗。
上有禅让之禅让，下有余悸之余悸。第一代禅让闹出大风波，没有吓怕第二代，第二代风波之后接着干，第一代加第二代却吓怕了第三代。「怕」字当头，历史转弯，神不知鬼不觉，转过一个大难关.二十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充斥「破」字当头、「敢」字当头，没听说「怕」字当头，历史转出一个虽说不好，但若比坏，却是一个没有坏到底的局面？此后十四年，港台传媒猜测不断，中南海内却并没有紧锣密鼓。李瑞环之后为胡锦涛，胡闷声不响，忍人之不能忍，熬过最难熬的储君十年。对江泽民而言，胡非己出，毕竟也闷住声，未有恶语相向。中南海内有分歧，毕竟有惊无险，没有走上毛泽东时代「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没有邓小平时代「换人不换路线」。上上下下一个「怕」，一个「闷」字，「一心一意搞建设」，确如江泽民2000年春怒斥香港记者所言：「闷声大发财」！从此，一面是灯红酒绿、GDP万岁，一面是底层碎片化，上层寡头化，政治乏味，意识形态乏味，技术官僚也乏味，举国上下一起「闷」，既能闷死原教旨主义，也能闷死街头反抗。乏味即祛魅，由此也开始一代人庸常政治，以庸为常，以庸化强，庸则庸矣，无意中化解强人时代之刀光剑影、硝烟瀰漫。血光之年突然转向，转向政治庸常，这一转折似乎出人意料；若反思中国革命已达百年，此时上下皆疲倦——上面搞不动、下面不想搞，来一段「与民休息」，「活血化淤」，也不是不能理解。不能说久旱之盼甘霖，只能怨中原古国重金属长时段污染，戾气腾升，终化「酸雨」返人间，差强人意。
至十六大，江服从邓生前安排，禅让於胡。禅让之禅让最后一次能做成，离不开双方面隐忍，但从大势上说，得益或受制於军政强人过渡为技术官僚这一时代大背景。历史在这里也许再露一次鬼脸，禅让之禅让是以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成功，而行谢幕大礼.史载2006年8月7日吾朝邸报晓谕海内：所有党政领导正职，任期不得过两届，适用范围者，首当中共中央。相比华盛顿两任而退，这一步是晚了一些，晚了二百年；细想1976年吾朝黄门近侍刚扑灭后党娘娘帮，起点如此低下，三十年能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了，可击三记掌。数年后中共当有十八、十九大，大幕起处，齐刷刷站起同校、同系之同年，按年龄界限一刀切，切了十几年，切出一大锅「年青同志」，资历相平，专业相平，再无军政强人雄视天下，一山视得众山小。后来者还能像毛泽东、邓小平当年，一人指定一人甚或一人之另一人？「北大荒、大清国」乃第一站，至此转出「大清国内无强人」，行不得也，哥哥！退回世袭制？人心不古，碍难接受。原地行禅让？同僚皆同年，也不甘忍受。那就前进一步吧，同志们，向着选举方向进一步！好在吾党吾国佔地甚多，可退腹地有多大，与时俱进之空间也有多大，下一步不可能是普选，而是放弃「一人选少数」，变为「少数选一人」。这在西欧转型初期有史籍可乘，称「选帝侯制」；忽一日教皇不能视事，红衣主教团开殿前圆桌会，推举其中一人接位，行之有年，力保教皇国不散。吾党吾国不属此限，可大胆创新，推举者或限7人，或限20人，或开放至7千人——那就要包括人大、政协全体员外郎了，暂不称民主，但由一人放大为一堆人，再由一堆人放大为多数人，虽不中亦不远，吾等小民延颈翘首，指日或指年可待。
国家不幸诗人兴，反过来说，诗家不幸国家兴.这里说的「国家」，当然不是指现代宪政，而是说转型中途之「朝政」。这里说「诗家」，倒可以打通古今，既可指传统文人，也可指意识形态唱诗班诗人。至於「幸」与「不幸」，也是暂时搁置价值判断，只描述一个事实：「朝政」乏味，诗家无兴，一个意识形态拖着传统文人陪葬「北大荒」的祛魅时代，就是这样形成。至於历史，它早已跳脱文人视野，更不在意识形态，而是绕到了双方背后：血光之年行禅让，禅让之禅让，天下屏息；小狐步起转於「大清国、北大荒」，庸常化强项；滑行至「大清国内无强人」，同僚行话一变为「ABCDXYZ」，再不唱「九天揽月」，可称「初级阶段」；一波三折转俱往矣，禅让者，禅让之禅让者，至此功德圆满，可入吾三代唐尧舜禹或文革之博物馆矣，谢天谢地，尚飨尚飨！
作者是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