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当时我正站在上海的公寓里，身边堆满了纸箱和泡沫包装纸。要离开生活了六年的中国，我有些恋恋不舍。在中国当记者并不容易――电话常被窃听，有时获取消息会受到阻挠――然而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这个国家，还带来了一种富有感染力的乐观精神。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彬彬有礼的联运工人来我们房里搬运东西，他告诉我丈夫，三年前也是他帮我们搬进这座公寓的，那时他只是个临时工，现在已经成工头了。中国有许多类似这样一路发迹的故事，即使不为别的原因，我也会为中国充满希望的发展潜力想念这里。
短信说：“陈光诚被判四年零三个月的有期徒刑。”我第一次见到陈是在一年前。他是个地道的山东人，自学成才的法律维权人士。当时他来到上海，向外界公布强制流产、绝育的妇女们遭受的苦难，而这些就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部分。20多年来，中国通过采取一胎化政策减少人口，但目前山东临沂地区实行的强制政策却是非法的。陈光诚认为公布了当地官员滥用职权的行为，他就能说服高层介入、制止这些行为。
第一次见面后过了几天，我们又在北京相遇了。分别时陈光诚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是：能不能看看我的样子？他抬起手感受我的脸。我的鼻子，据他说，没有外国人那样硕大。陈光诚幼时因高烧导致失明。这双手让他看到了这个世界，还有一直鼎立支持他的家人，把所有东西都大声读给他听，有法律书本，也有农民向他请求法律援助的信件。
采访后没过几个小时，陈光诚就被从几百里外的临沂赶到北京的公安人员带走了。接下来的六个月，他实际上是被软禁家中。尽管受到这番折磨，还挨过几次打，他仍然满怀希望：北京的国家计生委员会已承认临沂官员们触犯了法律。陈光诚用家人、朋友偷偷带给他的手机跟国外记者保持联系。去年六月我给《时代》杂志写了篇有关临沂强制堕胎的文章，陈光诚也因此被评为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名人物之一。
今年三月在没得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陈光诚尝试着离开村子，他又一次被捕了。最后当地警方在六月份声称陈因涉嫌故意破坏财物，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受到指控。（现场的目击者都反对这一指控。）前几年，美国国务院的一纸请求也许对一名中国政治犯获释有过帮助，然而现在国外压力的作用越来越小了，部分原因是国际组织力量微薄。中国是世界的工厂，拥有丰厚的外汇储备，是即将举行的2008年奥运会的东道主。杠杆的一头已经由中国需要世界滑向了世界需要中国。
陈光诚在经过两个小时审判后被判服刑四年多，这一消息令支持他的人瞠目结舌。陈的妻子袁伟静已经被软禁在家几个月了，她三岁的儿子对她说，他要等爸爸回家才吃晚饭。“今天，”她在手机里对我说，“我只好告诉我的孩子，他的爸爸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陪他吃饭了。”
之前我曾担心接到我们的电话袁伟静会怎样说，我不知道她是否会责怪国际媒体公布了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也许就是因为这临沂的官员把怒火泄到她丈夫身上。可袁伟静没有抱怨。“我为我的丈夫而骄傲，”她说，“我希望外面的世界知道在这儿的事。”
我忙着把要离开上海的最后几件行李装箱，心中却挥不去陈光诚被判刑的厌恶感，同时又被袁伟静的坚定信念感动着：外面的世界需要了解临沂正发生的事。她的信念建立在一种尚未在中国生根的秩序基础上，在这一秩序里，公道自在人心，像她丈夫一样的英雄受到敬重。如果袁伟静对中国的未来心存希望，我也应该。我不能把这种乐观精神打包装进箱子里，然而这是种财富，即使离开也会在真实心中永久珍藏。
──《观察》首发 英文原载 时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