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看到这样一种“爱国”主张：“爱国”就要抵制某些外国货，或者爱国就要买“国货”。
暂且不论抵制“某外国货”或者“买国货”可否等同爱国，这里只谈这种主张里的逻辑，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要问，买某省的或某县的产品，是否也可以等同于爱那个省或那个县？从逻辑上讲，当然也成立。
既如此，任何一国的任何一级政府，号召购买“国货”或“省货”、“县货”，就可以视为“爱本国”、“爱本省”、“爱本县”，因此“政治正确”无疑。
所以，可以假设有一朝一日色情业在中国也合法化了，那么本国政府或某省某县的政府，完全有理由堂堂正正地向“本国”、“本省”、“本县”的嫖客们公开倡导：喝酒要喝本地酒，嫖妓要嫖“本地鸡”。
我能写下这等绝妙好辞，真要感谢湖北汉川县官大老爷们的创意。下面就说说汉川的官老爷们的那个创意。
湖北汉川有个“云峰酒业有限公司”，它生产一种白酒酒名“小糊涂仙”，这“小糊涂仙”在江湖上也算有点名气，2005年甚至跻身“中国白酒品牌20强”（但不知评选过程是否有公信力）。也就是说，对于汉川而言，这小糊涂仙可谓汉川经济的支柱产业。
烟酒在中国成为“支柱产业”的例子很多，它本身就是暴利行业，所以没什么奇怪的。就像有些生财无道的穷地方，连殡葬业都可能成为“支柱”，成为上交“得税”的大户，因为它也是暴利行业。
众所周知，中国的行政成本举世无匹，政府官员要吃要喝，要旅游出国考察，要坐好车，那可需要大笔银子。
但银子哪里来？国家机关当然是出自国税，地方则出自“地税”。所以一个企业但凡成了某地“支柱”，它与那个地方政府的关系，要想不水乳交融都不可能。所以，很多年前，很多地方禁止卖外地的啤酒，香烟，必须买本地企业的烟酒之事经常发生，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一些啤酒行业的巨头大肆“并购”很多地方的小啤酒厂，允许它们贴牌的原因。
要想知道“小糊涂仙”这酒对汉川事政府维持“行政”的功劳有多大，就必须认真读一读湖北汉川政府用 “红头文件”下达喝酒令。
注意，这可不是倡导了，而是硬性的规定。
这份汉川政办（2006）11号《关于倡导公务接待使用小糊涂仙系列酒的通知》是这样阐述命令的理由的：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农场、养殖场，办事处、开发区，市政府各部门，湖北云峰酒业有限公司是最早来太原市落户的引进企业之一，其生产的“小糊涂仙”酒去年跻身“中国白酒品牌20强”。2005年该企业纳税超过1300万元，是太原市纳税过千万元的六家企业之一。而目前该酒在太原市的市场份额却很低，为此，太原市公务接待倡导使用云峰酒业生产的“小糊涂仙”系列酒。
文件还附有《各地各单位使用和促销小糊涂仙系列酒分解表》：市政府接待处10万元，教育局3万元，科技局1万元，民政局2.5万元，仙女办事处7万元，马口镇5.5万元，脉旺镇3万元……
文件总共向105个单位明确摊派了喝酒任务，最低的是老干局、信访办、档案局，都是3000元的喝酒任务。
你说奇也不奇？
不过，以本文开篇所述的逻辑，站在“爱国的高度”或“爱本省本县”的高度，又何错之有？反正那汉川政府机关到平民百姓，酒都是要喝的嘛。按上述的爱国逻辑喝，酒为何不能这样做？
下面再说本文的“正题”：“嫖妓要嫖本地鸡”。
很多人都知道色情业是某些地方重要的收入来源。网上曾看过一篇相当深入专业的调查文章分析说，珠三角每年要为某些落后的地方提供多少亿收入云云。瞧瞧，这不但扩大的就业，还为某些落后地区增加了许多收入呢。所以完全可以这样，如果色情业合法化了，那么“嫖妓要嫖本地鸡”就等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直接为本地的税收做出了贡献！
只是这样一来，又与某些人的爱国嫖妓理论冲突了，要想了解这种理论，在下推荐一下胡一刀的绝妙好文《床上的爱国主义》
附：床上的爱国主义
这一阵不时看《小宝与康熙》。“杀龟大会”一节，众豪杰大呼小叫，信口开河，竟有人提议将吴三桂的老婆陈园园抓来做鸡(其实陈园园本就是鸡)，不禁哑然失笑。翻检《鹿鼎记》原著对照，这倒不是电视剧乱编的，小说原作：
有人说道：将陈园园掳来之后，要开一家妓院，让吴三桂真正做一只大乌龟。
韦小宝一听，大为赞成，叫道：“这家妓院，须得开在扬州。”一名豪士笑道：“小兄弟，这主意要得。那时候你去不去逛逛啊？”韦小宝正待要说“自然要去”，一瞥眼见到阿珂满脸怒色，这句话便不敢出口了。……
韦小宝式的心理，我们不算陌生。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起明，在美国摸爬滚打，饱尝冷眼，待到第一桶金到手，乃召妓庆祝，一边往金发碧眼丰乳肥臀的风月俏佳人身上抛洒美钞，一边让她在下面不住地喊“我爱你”……在床上征服美帝国主义，跟让汉奸戴绿帽子，岂非异曲同工？
香港刘绍铭先生《风月报国》一文(收入《情到浓时》，上海三联书店版)介绍，澳洲汉学家白杰明就由《北京人在纽约》上述情节入手，分析百多年来中国耻辱历史给国人心理造成的后遗症：自卑与自大合一，媚洋与仇外不分。对于忍辱负重的中国人而言，“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金发美人也是西方的象征，在生理上征服金发美人，亦等于在心理上战胜西方。刘先生总结：“一块钱买来一次‘我爱你’的呼唤，听来仿佛是阿Q精神胜利的现代版。中国男人风月不忘报国，历史包袱之沉重，可见一斑。”白杰明文章的题目是：To Screw foreigner,Is Patriotic:China’s Avant-Garde Nationalists.刘先生译作：操外国人是爱国行为：中国前卫民族主义者。但我想，他们两位似未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对王起明辈的言行太当真了。
什么“风月不忘报国”，不过是报国为名风月为实罢了。跟《北京人在纽约》近似的细节，唐德刚先生的小说《战争与爱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中也有，他的描述才是人情练达：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有专为日本人服务的皇军慰安所，里面的日本高级妓女华人严禁染指，“但是皇军需要慰安时，一切都是免费供应。有时她们想赚点外快……偷偷过来与华民俱乐一番。华民为向日本天皇泄愤、雪耻，也不惜作阿Q、开洋荤、出重价。这次张老参足足花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最后一句尤为入木三分。操日本女人就是抗战，就是救国，就是复仇雪耻(难怪在乓乒球场上殂击中国队的何智丽曾令我们的舆论如此愤恨──她竟嫁去日本，让日本鬼子操！)……这是以爱国的名义满足开洋荤的人欲，是阿Q式的庸俗爱国主义与猥琐的性享乐心理的畸形混合。
就这样，从韦小宝到张老参、王起明，爱国主义竟成为他们嫖妓的道德安全套了！
要知道爱国主义这种高调，最是适宜装饰种种并不高尚的行径，不仅可以成为个人私欲的籍口，更可能成为党派利益的工具。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卢梭一章曾引西儒约翰逊之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19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说：“在尼古拉的统治下，爱国主义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董桥《语言小品录》又引三十年代美国以煽情著称的一报业大亨语：“政客为了保住权位可以无所不干──甚至不惜变成一个爱国主义者。”这些话不约而同，对爱国主义弊端的讥刺都鞭辟入里，于我心有戚戚焉。
高尚的目的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怎么达到目的；仅仅高呼爱国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怎么爱国。不能以目的来证明手段的合理性，倒要反过来，以手段来证明目的的合理性；同样地，不能以爱国主义来证明行为的合理性，而是要以行为来证明爱国主义的合理性。
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女性上床，恐怕不算罪过(若说罪过，也只是跟叫本地鸡同等的罪过)，也谈不上不爱国，可是更谈不上爱国。
在床上，本无法做爱国的事，只适合做爱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