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本来很宽很宽，但许多作家却总是把现实写得很窄很窄。
宣泄个人情感、速印男女外遇、临摹乡村野合、影射官场暗战、挖掘历史阴谋、复制商场黑暗，声色感官、饮食男女、庸常现世，这就是多数作家笔下的外向型现实，他们或她们怨恨诅咒外部世界、幽闭且玩味自我世界，他们将公共话语私语化，又将个人私语无限公共化。纠缠于缺乏内外二元对立意识的日常现实，成为90年代以来的大陆文学挥之不去的内心魔障。
这样的现实，从每一期的文学杂志上，可随手拈来，拿2006年第4期《收获》为例:叶弥的中篇小说《小男人》对现世也许是温暖鼓舞的，男女彼此厮杀一番，再缠绵一番，很容易就来个死守一生一世的现世神话，这类故事，中国人最为受用；再看李冯的中篇小说《车厢峡》，作者纠缠于闯王、刘宗敏、张献忠等人的噬血、狂暴，无非是要为历史人物填补些七情六欲，并让历史场景更壮观一些让历史人物更现世一些；张欣的长篇小说《夜凉如水》也许是调查了许多生活细节，然后将其写成有逻辑有现实支撑的故事，但这样的故事是不是比新闻系列报道更有力度呢？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故事最终转向影视剧的拍摄是可能的。
或许可以再以2006年8月号的《上海文学》为例:李约热的短篇小说《青牛》语言不错，作为处理超生问题的工作队人员之一的“我”，与有孕在身的蓝月娇展开你藏我捉的“斗争”，蓝月娇家的财产青牛成为争夺的目标，有时候，同情在作家笔下也能变为凉薄，虽然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不是一个好人”为小说挽回不少分数，但作家在小说所看到的东西非常有限；叶兆言是文学大家了，他写的《花开四季》没有漏洞，逻辑合理，语言到位，当然，确实很现实:两男两女，彼此耍肢体花腔，或离婚未遂，或离婚已遂……但，这样的写作能抵达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呢？眼睛？手脚？还是心脏？
写作如何面对现实、什么是写作的现实、优秀的写作不得不面对什么样的现实、现实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真实，这些，既是文学的本质问题，也是创作的具体技术问题。
要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问:谁能说格里高里变成甲壳虫是现实呢？但谁又能说格里高里变成甲壳虫的荒诞、残酷、绝望不是现实与真实呢？对于现实与写作的关系问题，少数作家是清醒的。比如说莫言，他认为“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要宽泛一些，不要那么狭窄，不要觉得只有写了‘三农’问题，写了当下的热点问题，才是现实主义的。”(《上海文学》2006年第8期)我深以为然，文学不能越俎代庖替代行政部门应付职责，不能见义勇为成为烈士，不能不计成本争当义工，更无能为现代社会签订公共契约、道德准则。
王安忆是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最有见地的作家之一，她认为当代小说的状况“完全是当代生活压倒了小说”，于我看来，她道中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普遍现实与最主要的问题，她称这种写作为经验性写作，这种经验性写作已恶化到了什么地步？也许正如前文所说的，作家把现实写得很窄很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曾是中国文学的美学理想与实践方式，而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儒道观念早已发生了现代转向，作家们不再讲究天人合一，不再认同人性与物性的合一，而是转向了人与环境的尖锐对立，落实到当下文学，怨恨、仇视秩序成为文学的主导情绪，准确来讲，这种现代转向是极为不彻底的，为什么？这种现代转向是残缺的，缺什么？缺了内心的冲突，缺了内心的二元对立。写作的向内转，只转向了幽闭阴戾，写作的向外转，只转向了怨恨诅咒(毫无思考、全无反省)，物质的现实、心灵的现实，都只到了三分之一的境地。
不仅创作者，某些批评家也面临着内外转向的不彻底。比如说吴亮，不否认他是才华横溢、眼光独到、善用隐喻的批评家，但他的《批评备忘录》所录的仍然是人与社会之冲突中的狭窄现实，他动用了无数的批评修辞与隐喻来暗示这个时代的平庸与混乱，并希望时间最终能将“废墟化”、“垃圾化”的时代变为“经典化”的时代，但，废墟的经典毕竟不是文学的经典，文学经典之外的经典化任务大概应该交给社会学、历史学去完成。如果批评家面对的是真正的文学，就不应该自降衡量的标准。抱怨时代且无所作为，是文学及批评的大忌，当代中国，也出现了伟大的作家，只不过，因为某些原因，我们集体对他保持沉默。文学能否成大气候、大气象，独立、自由、自省、自性、自责、自救应居重要位置。
如果缺乏拓宽现实的写作意识，如果缺乏对心灵现实、物质现实分别进行二元对立的意识区分，如果缺乏对内心对立、自性冲突的考察，如果缺乏对情感与经验泛滥的起码警觉，重复描述一元的平面日常生活现实将长时间地成为大陆作家的写作魔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