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中央政府为什么没有权威

不管主张自由民主宪政的力量主观上愿不愿意承认，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帝国模式，是无法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确立以来，中央政府独控外交与军事大权也成为后发现代民族国家先验性前提。这样，传统帝国掌控模式与现代民族国家治理，也成了共产党这样一个依赖于“救亡图存”现代民族国家核心理念起家并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组织“天然合法”的基础，并且这也是它的最后一笔“血本”。

于是，维护中央权威也成了一项不容讨论的先验性政治前提。所以，“政令不出中南海”言论一经发出，中央权威的智囊竟然与底层社会乃至于“较右”的民间力量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甚至有人放出所谓口风：郭飞熊在广东地方的维权有最高层的背景；又云，高智晟的高调抗争亦有军队（这个中央权力物品）支持的背景。

这些作为政治八卦放在酒席茶室尚可流传，但要放在逻辑化的政治分析当中去，只好“姑妄听之”了，即不能作为重大模型因素来考虑。

一、分析中央权威的两大着眼点

分析中央权威出了大问题的着眼点，不外乎两个：

（一）是，中央政府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最具公共性的公共品，显然性能已经严重老化。

之于市场化改革一项，中央政府本来的方向是应越来越倾向于实行间接控制手调，而现在相反越来越乐于使用行政命令方式。中央领导人若是能亲自批示查处某个违规项目，那肯定能大得人心。实际上呢，还有大量的违规存在。若按这个路了去塑造中央权威，恐怕中央政府就该改名为“烂尾项目善后公司”了。所以说，以强硬行政命令来突出中央权威肯定地不是一件好事情，也证明所谓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

（二）是，帝国掌控模式下，中央政府具有天然的神性，不容怀疑，但人们常常忘了在现代民族国家治理模式中，中央政府最主要的职能不只是独控外交与国防，而是生产愈加合格的意识形态。

应当知道，意识形态也是公共产品，如果不合格，社会肯定会出大问题。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讲，这叫上层建筑已经无法适应经济基础。

二、中央政府为什么会丧失工具理性

在中央政府作为公共品的这一方面讨论问题，实际上是个工具理性的问题。比如说，高喊加大土地执法，而土地“违规”的背后是《土地法》本身就很有问题，比如不承认农民的地权反而仍归于一个早已事实上不存在的“集体”，又比如只强调法条的“严肃性”而拒不考虑土地比较利益与其利用选择的现实性。

这样的“法”还要加大力度，结果肯定是中央权威的丧失。

再比如说，一个世人不太关心的风力发电问题。由于中央政府有规定：风力电企的项目建设，机器国产率必须达70％才予立项。这个70％是怎么确定的？是某个时期的主管领导“拍脑袋”决策，还是主体电力行业与电机生产行业利益推动的形成的？－－世人无从知晓，官方媒体亦不讨论。与此相对的问题是：1，全世界的风力发电正呈上升势头，中国作为风能大国，现在的生产比例不到全世界的2％；2，中国是个能源紧缺大国，按欧洲的2020年风电占总电量的12％比例来论，中国至少要晚于欧洲十年才能勉强达到这一目标；3，作为污染大国，能找替代方式减少（燃煤）火电生产，竟然没任何驱动力来做。

三、中央政府何以丧失价值理性

讨论第二个大方面，即中央政府如何生产愈加合格的意识形态产品，实质上是一个价值理性的问题。换言之，它应放在文化道德性与历史反思的大框架内来讨论，以便比较出政权的“道德性与效率性的均衡”位置。

通俗地说，当你强行推销意识形态产品之前，应当先做一个政治市场调查，比如说，“三个代表”除了表达了共产党集团对权贵资产阶级与新兴中产阶级的妥协以外，真地还能代表工人那一个处于旧有社会结构高端的阶级吗？后者何以从“领导一切”的地位上，骤然跌落为“无人愿意领导他们”的地步。

而仅就立法技术而言，为什么一个劳教规定屡经各方学者呼吁，就得不到废除呢？在中国较好的封建主义统治时期，一个柔弱女子的哭诉就能改变一项立法，如西汉文帝刘恒时期得“缇萦之哭”。因为一个弱女子要替父亲赎刑，自愿入官为婢，竟使皇帝废除了肉刑。既便是在政治道德大为败坏的五代时期，因为体制内的个案抗争，都会产生废除一项恶法的效果。如后唐（沙陀）皇帝李存勖在官员的力抗下，废除了“禁民间买卖牛皮”法［官方专营，是因为牛皮可作铠甲］。

总之，一套有效的意识形态产品不在于中央政府采取什么手段向社会推销，也不在于体制内官员的效忠程度，而只在于它被整个社会自愿接受的程度。

既便社会不太接受，只要中央政府不强行推销，还不致于整体社会抗争的发生；然而，一旦意识形态产品既无买方市场，中央政府作为卖方又强行推销时，所有社会矛盾冲突的总爆发就必然交给了偶然事件。

结语：“拯救（公共品）中央”的技术性方法

过来不短的时间里，民间自由力量一直将中央政府理解为共产党的同义语，但是在本质上来讲，一个理性的分析框架要求民间自由力量主动地实行“府党分离”。也就是说：府，是全民所有的东西，是国家是政治公司的治理机构；党，是一个很小的利益集团，它的扩张性（如三个代表）不足以“侵吞”整个政治公司。

更形象地说，你可以反对秦始皇，但你没权在长安纵火，因为国家这个公司里有你的股份。理性地对待社会现实问题更需要在寻找到价值理性后，改进工具理性，就目前中央政府“双重丧失”的情况下，其技术化处理大体有三方面：

1，重大公共政策的公开辩论，乃至全民公决。

2，政治协商机制的重大改进，乃至于结构重建；

3，公民责任意识表达的理性化与中央权威应对的理性化，即把“抗议者”请进议会而不是送进监狱。

当然，就目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勾勒的上层建筑看，做到这些还很难，但问题是：一个弱势存在的（现存）中央政府对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非常危险的，危险之一是“现代性消失”而堕入古典的混乱中去，二是靠暴力（如军队）维护存在而无法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初建时的理想即不可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