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由柏林焚书想起的话题
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了书籍这种言论的载体，也发过不止一次的焚书事件。现代以来，有焚书“业绩”的人物非希特勒与毛泽东莫属。
在希特勒当上总理四个半月的1933年5月10日晚上，崇拜他的学生们在柏林一次烧毁了二万册国家藏书。另外几个城市也效法柏林的学生，大肆焚书。被焚书籍的作者涉及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等一大批名人。事后，戈培尔对学生的行为大加赞赏，说道：“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的时代。”
一、作为文化法西斯的毛泽东
在柏林焚书的31年后，中国北京的《人民日报》于1966年6月1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掉鬼蛇神》，要“破除几千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个行动被简称为“破四旧”，焚书也成了其中的一项。后来的研究资料表明：从该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仅谭厚兰所率红卫兵，就烧毁古书2，700多册；一个中学的红卫兵占据著名学者章伯钧的家，将他的藏书当成取暖的柴禾，凡此等等。
人类文明进化到了20世纪竟然能发生这种无耻的事件，实在该做最深刻的反省。
不过，在另一端，这种疯狂的禁绝也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各地旧书市纷纷出现，诸种珍稀著作偶有所见，笔者就从朋友处见到他搜求的民国35（194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编辑、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一本译著《民主的设计》。该书的文物价值，无从知晓，但仅就其为《美国文化丛书》之一种来说，如为当年“毛泽东的红卫兵”发现，定遭焚毁无疑。
这个微观案例也告诉那些现代戈培尔们即希特勒与毛泽东的政治信徒们，别再妄想──妄想禁绝不合自己政治口味的思想，更何况现代传媒早已超了纸质的约束。
人类文明史的经验事实也明确地告诉我们：埋葬疯狂，只有疯狂本身。
二、章太炎考证：焚书不会有实质效果
依中国人“历史替代宗教”的普适逻辑来看，秦始皇时代的焚书及其产生的“不可能的禁绝”的结果，无疑可为中国的戈培尔们提供一个历史个案参照。
这个个案研究结论不是我的学术成果，而是早在民国三年（1914）就由民主思想家章太炎研究出来。
章氏著文《秦献记》，发表于《雅言》杂志第6期（3月份，估计该杂志为半月刊）。在该文中，章老先生作了大量的考证，诸如博士有专职而其所藏诗书不在焚、禁之列，以及李斯作为文人故意不严格执法，但其核心结论则是：“诸子所以完具者，其书多空言，不载行事，又其时语易晓，而口耳相传者众。自三十四年焚书，讫于张楚之兴，首尾五年，记诵未衰，故著帛为具。”
为了支持这个结论，章太炎举了于史可考的细节：汉代初年，秦朝的挟书律还没被取消，就有娄敬作为一个戌卒，拉着小车去见刘邦，娄敬竟能引《尚书。泰誓》上的话为依据。可见，汉代初时虽未废秦法，亦无法禁绝诗书的传播。
三、批判也是一种传播
论到章太炎先生《秦献记》一文，实非是我这等非历史专业人士所容易接触到的。而就我本人来讲，读到此文，竟然是在监狱中。
这份文献存在监狱一个破旧的废弃图书室里，是以“文革”后期《活页文选》方式刊印的，即转载70年前旧文章。《活页文选》的出版者是中华书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版本为1974年7月第1版第3次印刷，定价3分。
《活页文选》的主旨极力说明章太炎“奉法反儒”即赞成焚书政策。
且不论这种论调本身就成问题，更不用考虑章氏晚年的“悔悟”──由反孔而尊孔，只就阅读本身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结论：正是批判，才使被禁绝的思想得以传播──（我认为）几年前政治儒学兴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批林批孔时期“被批判者文献”借批判者而得以传播。此外，任何一个“事后阅读者”都可以通过对批判者立场的分析，而得到新的知识与判断。
仍就“历史作为宗教替代品”的文化特质而论，作为文化法西斯的毛泽东也要在批判“历史对立面”的同时，为自己寻找文化合法性。如此，至少导致了以下三种结果：
1、对古典文化的研究，成为一种合法行为，所谓“古为今用”；2、由于对本土文化要进行意识形态合法化判定，必然进行跨文化比较，于是“洋为中用”又给“洋”开了一个进入途径。
3、作为知识工具的古文与洋文，在“两用”目的下，被批判学问的赞成者们完全可以采用“阴谋方式”扩散前人成果。
结语：启蒙比革命更重要
启蒙有可能为狭义的革命铺平道路，但并不充分必然地导致革命。怎样用一个普适性的新知识框架来构造“去革命化”的二次启蒙，已经成为摆在中国民间自由思想界的一大课题，它至少要求二次启蒙应当追求这样的目标：
1、以一种普适工具如通俗史学告诉人们，解构伪历史是一项浩繁的理性工作。
2、重建新社会的理想主义必然要受到基本人性的制约，避免自身出现文化法西斯现象。
3、尊重“历史的宿命”，而这个“宿命”本身不是历史自相似，恰恰相反，它经验性地证明了：疯狂是一种毁灭包括它本身的罪恶的力量。
可以断言：没有健康的启蒙，就不会有健康的民主。
（2006年9月3日初稿于与刘路沧州会谈后；9月6日定稿于绵逸书房）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