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焦国标的文章，我是能见必读，甚至买了一本盗版的《敲打中国》以做收藏。应当说，老焦可能并不知有盗版，并且有人盗版未尝不是件好事。其一者，帮一批穷人找到收入－－从穷困的乡村跑到北京城贩假书总还算个活法儿，或者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与下岗工人用此谋生也当在同情之列；其二者，扩大思想传播，让更多的非知识分子人士接触到自由思想，云云。
近读《新世纪》转《苹果日报》的老焦文章，我也有附会之意，但这次却有“好为人师”之嫌了。
首先说，上古许由之类的贤人避而不登“总统”或“主席”大位，确乎有之，但作为一个体系模型，它被高度神化了，成了儒家胡说八道的资本。
从一般逻辑意义上讲，儒家也是一群盗版者，强行将许由模式套给了唐尧虞舜。既便尧舜有禅让之德，到夏禹那儿，链条就突然崩断，他不想外传，转给了自己的儿子。以大后，刘协被曹丕逼着演禅让的政治闹剧时，恍然大悟，不无自嘲地在祭台下说：“噢，原来尧禅舜继就是这么回事呀！”
所以说，林彪先生是聪明的，他知道毛某人没了可接位的儿子，才假惺惺地声言要传位于他，但他从来就不相信这是真的。尽管身死异国，也算得上个为真理而殉道的人了。
其次呢，许由时代确实比（既便有之的）唐尧虞舜时代穷多了即经济发展速度极其低下，甚至屡有负增长，以至于婴幼儿的成活率很低，所以帝王们都把人口滋繁视为伟大的治绩——毛某人也概莫能外。在经济发展速度极其低下甚至屡有负增长的年代里当个为人民服务的“总统”或“主席”，享受不到什么更多的实际利益，兼之哪个时代互相监督极其方便——包括帝王在内没有城市居住条件，藏私货也很不方便。（夏始城市居住条件，到了周才有明确的君子在国即城市、小人即农民在野的准确感念）。
对于权力与利益的关系，凶恶得令人讨厌大法家韩非说了不少实话，其中一条真理就是说：上古天子生活状况很辛苦，还比不上当今（他韩非生活的战国时代）看门的人，更比不上当今县令。其原文曰：“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门监之养而离虏臣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薄厚之实异也。”
如果在利益观下来看古之贤人，结果少了几分崇拜，反多了几分尊敬－－作更理性的选择，不当受罪的天子。因此，再以大后，真实的刘禅之降，也是一种自由的解脱，“乐不思蜀”实在也是一种恰当的利益计算：相父活着时，自己没实权，十七年间，只当了个“石头图章”－－偏他诸葛亮还玩什么花活如“自降”三级之类，他自降一百级也是个比皇帝权力大的实权人物呀！
“古作今时今亦古”，此乃先贤之言。你见过以平民之身控制一国之政、一国之军的吗？剩下的话，就不用多说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必须给稍微明智点的流氓叩头的时代，如果他抢了你一千块钱，突然良心发现，又返还你三百，你得感谢：“好位狭义大爷，真是可怜我穷文人了！”
当然，如果我们也应学会利益计算的方法，就是努力把“尚可改造”的流氓的后代改造成彬彬有礼的君子。
当然，整个中国社会当今的道德努力也是以“改造流氓”为主的，且主要改造政治流氓，告诉这些土流氓，中国秦始皇“传诸万世”是病态呓语，在“县令利益计算”之外还有道德计算。否则，在人家登月之时你还狂喊万岁的不要脸的政治闹剧还会发生，乃至于现代的阿房宫还会如两千多年前那样让一帮“穷凶恶极”的民工给烧了。凡此等等。
令人幸喜的是，土流氓出身的政治流氓已有好的变化，比方说，老焦大放厥词之后仅仅给开革出去，还不至于掐监入狱。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当政治流氓往好处变时，倒是文化流氓大行其道，他们冒充卫道士或思想大家，一会儿对“庸俗娱乐”不满，一会儿说“自由主义会颠覆我国家”，云云。与这类的“东西”论战实在没有意义，当他们一力挥舞着“伟大的”右手演讲时，其左手并没在讲台上，而是插进裤口袋－－去按住他们已经勃起的阴茎（意欲强奸思想的阴茎），以免在公众面前出丑。
所以，每当他们狂呼乱叫时，我们就一力地向其发问：“请将身体正面冲我，并伸出你的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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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