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是无锡人，七房桥和苏州是很近的。钱先生并有前后三次在苏州工作的经历，再加上他在青少年时期必定也来过苏州，所以到他晚年曾有几次在讲课、著书时提到苏州时，说的是“我的家乡苏州”。
钱先生三次在苏工作是：民国十六年到十九年，在苏州中学任教凡三年；抗战期间民国二十八年到二十九年，在苏州耦园侍奉老母并从事著述和编撰，一年；民国三十七年春至次年春，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教时，兼任当时迁苏的河南大学课务（以在无锡为主，但每月必到苏州一二次），一年。
第一次在苏中时，如果把先生以后发表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算他的成名作，则那时还未成名，或只是在中小学教育界是一位名教师，在学术界还是比较无名的。虽然无名，但是在这几年里，钱先生教课之余，是不断地从事学术著述的。《国学概论》（二十年出版）《墨子》（二十年出版）《王守成》一书（十九年出版）又《刘向歆父子年谱》十九年在〈燕京学报〉发表，都是在苏中时完成的。另外〈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虽然在民国二十四年才出版，也有许多部分是在苏州这几年内所写。苏州中学有校刊一种。钱先生在这校刊上，除发表游天池山诗几首外，也有学术论文，演讲等发表。
〈游天苏州池山诗稿七首〉原刊〈苏中校刊〉四三、四四期合刊，后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有序说是戊辰冬至偕翔仲游天池宿山中归以诗记之，七题是灵岩道中，村女，弥陀岭（未完），天池，登莲花峰顶，坐峰巅观火车，与山僧夜话。下面录其与山僧夜话一首。
寺僧作饭待，山蔬自栽种。告我身世感，慷慨有余痛。四十丧妻孥，因之断世梦。入山十七年，寺小如陋瓮。诵经发大愿：壮宇架宏栋。誓竭毕生力，牺牲为法供。死当焚吾骨，与米共磨砻。遍喂飞潜走，聊作充饥用。贤哉僧志坚，我愧僧殊众。妻孥哭未已，兄死方馀恸，羁生强笑颜，碌碌何所贡。遂恐心力弱，悲喜成虚哄。愿言志僧语，时时一讽咏。
天池山僧，十几年前妻子儿子都死了，乃到山中出家，十几年来，把一个小庙建得初具规模。并且决心继续努力，死而不已。钱先生时年三十四岁（民国十七年，戊辰），不幸也遇家难，儿殇妻没，兄亦辞世，百日之内，三哭亲人。与山僧夜话，自然感慨系之了（但这诗在校刊刊出，已是民国十九年了，所以全集这七首总题下标的“民国十九年”是发表的时间而不是写作的时间）。“愿言志僧语，时时一讽咏”的应当就是“诵经发大愿：壮宇架宏栋。誓竭毕生力，牺牲为法供”了，不过僧是佛家，先生是儒家，其大愿的具体内容就有所不同了。
由于他的学术研究和写作，钱先生在苏州中学的几年里，已经和学术界的朋友有了来往。蒙文通先生在四川时，就因读到钱先生在无锡三师校刊的文章给钱先生来过信，后来蒙先生到南京，就特到苏州来找钱先生，二人同游灵岩山“俯仰湖天，畅谈今古，在途数日，痛快难言”。蒙先生并对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稿本大为称赞，带回南京，这书中关于墨学部分，就是蒙先生介绍给朋友，首先在杂志上发表的。苏州东吴大学教授陈天一先生，在胡适之先生来苏演讲时，特写字条给胡先生，让他到苏州别忘了“一见苏州中学之钱某”，并且胡先生和钱先生因此在苏州中学第一次结识。后来顾颉刚先生来苏，也是陈天一先生介绍结识，并且顾先生看见了〈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就主动提出介绍钱先生去广州中山大学教历史（后来中山大学有电报来聘请，钱先生因故没去继续在苏中任教），还当面约请钱先生为〈燕京学报〉写稿（钱先生应邀投寄了〈刘向歆父子年谱〉，虽然其中观点正与顾先生所持观点不同，顾先生非但刊出了此文，还又向燕京大学推荐了钱先生）。
钱先生在〈苏中校刊〉上发表的论文，〈孔子略史及其学说之地位〉〈惠施历物〉〈述清初诸儒之学风〉〈易经研究〉等等，现在都已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其中〈述清初诸儒之学风〉一文，校刊排印时目录处和正文前的题目不同，一作述清初诸儒之学风，一作述清初诸儒之学，〈全集〉作〈述清初诸儒之学〉，但是据文章内容，应是〈述清初诸儒之学风〉，这一点曾另有一帖写到过）。
钱先生父亲早逝，他和长兄诸弟都是靠义庄恤米生活的。所以上中学时钱先生的大哥就选了速成师范班，以便早日到小学教书以维持家庭生计。民国十七年大哥辞世，留下的妻子儿女，其生活负担就由钱先生承担。少年钱伟长这时正考入苏州中学，他就跟随叔父，就住在叔父的宿舍里上学。是那次顾颉刚先生到苏州中学宿舍里看望钱先生，虽然初次见面，顾先生却对钱先生提了一个建议：还是让伟长侄住到学生宿舍为好。这样伟长先生才搬离了叔父的宿舍。
钱先生妻子儿子都去世了，一个人带着侄子在学校生活。好几位朋友和前辈老人，都为他介绍再婚对象，几次不成之后，钱先生终在民国十八年与苏州小学教师张一贯女士结婚（后来生有四子二女），＜苏州杂志＞某年曾刊钱先生女儿钱易教授追忆其母亲的文章，并附珍贵照片（而无锡市有关部门编写的介绍无锡籍两院院士的书中，介绍钱易院士的一篇，却把张一贯女士误作张二贯）。
顾颉刚先生先向中山大学推荐钱先生，后因苏州中学汪校长挽留，钱先生没有去。过了一年，顾先生又向燕京大学推荐钱先生。钱先生乃于民国十九年暑后，离开苏州中学，到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前后在苏州中学计三年。离开时是三十六岁。
在苏中三年，钱先生学校内外的交游，《师友杂忆》有姓名记载的，有：汪懋祖典存（苏州中学校长），沈颖若、胡达人（苏中同事）方壮猷（时为上海商务编《万有文库》，约请钱先生撰写《王守仁》《墨子》二书），张一麟仲仁（抗战时唱编老子军者），金松岑天鬲羽（《孽海花》之最先起草人，有《天放楼集》行世），陈天一、蒙文通、胡适之、顾颉刚（均已见前），吴梅瞿安（南京中央大学，又在苏州中学兼课）等。还有同游天池的翔仲（也是苏州中学教师）。按照年龄计算，这些前辈先生现在都已不在，而苏中三年的学生，却或许还会有在世的（钱伟长先生现在九十多岁，则当时他的同学应也差不多的）。当年诸位老先生和苏中学生们，或许也会有人留下一些回忆文字等等，如果能找到和《师友杂忆》对照阅读，当是很有意义的（例如《师友杂忆》讲到当时一次学生罢课，钱先生汪校长他们是怎样对待，怎样处理的之类）。
抗日军兴，北京大学迁往后方，和清华等校组成联合大学，钱先生随同学校出发，妻子儿女和老母暂留沦陷区， 民国二十八年，都搬到了苏州。。这时正好钱先生《国史大纲》完稿，需到香港商务印书馆交稿，又有汤锡予先生回上海接家人来昆明，乃一路同行。临走时又有顾颉刚先生来邀钱先生到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共事。钱先生应顾先生约，允到齐鲁，在香港办好交稿事，到了苏州。因为《国史大纲》出版遇到麻烦，未能及时返回。钱先生向顾颉刚先生请假一年，而顾先生同意他在苏州开始工作，编《齐鲁学报》并在上海联系出版事。这样不算请假，仍可照领薪水。钱先生在苏，住在娄门小新桥巷耦园，与家人相聚，同时，编《学报》还写《史记地名考》一书。一年时间，两书都完成，交上海开明书店，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名义出版。（但是《史记地名考》一书当时没能印出，过了很久，抗战已胜利，钱先生回江南，又去香港，又若干年，才有别一书店用开明的版子出了这书，也不署作者之名——此是后话）。有一些钱先生传记和关于苏州耦园的书，都写到钱先生苏州耦园著书的事。但是也有写错了的。如<苏州园林匾额楹联鉴赏>，华夏出版社，二○○二年修订本，259页。 “补读旧书楼，这里原为沈家子女课读场所。1934 年，现代国学大师钱穆在此侍奉母亲，专心著述，完成了《史记地名考》《国史大纲》等著作，自称皆得择地之助。其侄子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也曾同住在此。”
钱先生著《国史大纲》，不是在苏州，而是在宜良山寺中。那儿的寺虽然已废，但近有游人回来说，见有一块石碑，标明钱穆先生著述处（大意，非原文）。书成后，才携书稿到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并回苏州卜居耦园的。而其时间，则在抗日战争苏州沦陷时期，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不是1934年。《史记地名考》是在补读旧书楼写成的。同时，钱先生还主编《齐鲁学报》，在这上面写了不少文章的。
（又。钱伟长先生在钱先生耦园著书那一段时间，并不在苏州，是抗战胜利后才回国了苏州小住的。 ）
《齐鲁学报创刊号发刊词》，钱先生在苏州写成的，今已收入钱先生全集中（《文化与教育》）。略摘几句：“夫学问探讨，本属平世之业。然兵燹流离，戎马仓皇之际，学术命脉，未尝无护持赓续之望。姑就本国近世事言之，则有如满清之入关，又如洪杨之崛起，其所加于国家社会之破坏皆甚大，而学术不为中歇，乃其间亦有辨。
…………
兹值国步之艰，虽未若晚明，而创痛之深，亦已过于洪杨。窃闻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大厦非一木所支，全裘乃众腋所成。作始虽简，将毕也钜。将伯之呼，嘤鸣之求，岂得已哉！“
在这期学报里，钱先生也写了好几篇学术短文，札记体的文字。如《古今南北产铁量》《汉初侯邑分布》《苍梧九疑零陵地望考》〈〈说邢〉〉〈说滇与昆明〉等等（均可在全集中查到）。
除了写作，钱先生在苏州耦园，还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英语的任务。是汤锡予先生在苏州时帮他选定的三本英文书。其一是<海外轩渠录>，有英文原文和汉译对照和注释（<师友杂忆>中称这书为 “大人国与小人国”，是另一种意译的书名了），另一是美国两学者所著世界史，是一本真正的英文书，没有中文注释和汉译。还有一本书钱先生没说是什么书，只说了前二种都读完了（余英时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初到香港，投考新亚书院时，见钱先生能判读他的英语试卷，大为惊奇）。
钱穆先生字宾四，而这一年在苏州，却用了另一个名字，叫钱梁隐（不知道是他用过的笔名还是为掩人耳目而起的化名），平日也闭门不出，只为《国史大纲》事要到上海联系，还有请吕思勉先生校阅等才出去。 “以侍母之暇，晨夕在楼上，以半日读英文，余半日至夜半专意撰<史记地名考>一书。”这 “楼上”，就是耦园东半部的补读旧书楼（陈勇先生<钱穆传>说<史记地名考>一书。是在听橹楼上写的，有误。园中补读旧书楼和听橹楼，一在东北，一在东南，遥遥相望，不是一楼二名，不能混为一谈。
民国三十七年春至次年春，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教时，兼任当时迁苏的河南大学课务（以在无锡为主，但每月必到苏州一二次）。河南大学因战争而南迁，在苏州落脚。其校部设在人民路怡园（人民路是现在的路名，当时称中正路或护龙街），而各院系则分散在苏州一些园林中。钱先生上课的地方是沧浪亭附近（我去看过，没能确认其具体地点，这是听当时河南大学学生说的——当时河南大学学生，后来在苏州的很多，有谁知道这地方的请指教）。前后授课的时间不会很长，《师友杂忆》中也没说到这一段（只说了无锡江南大学的事）。但说到了在苏州结识城防司令孙鼎宸的事。是孙司令来苏任职，就到钱先生家（苏州耦园）相访。自述是青年军出身，在军中常读史书，对吕思勉先生所著，玩诵尤勤。对钱先生书，亦有研究，并且有问题当面请教。来访不止一次。后来钱先生只身南下，曾以家事相托，请他随时照顾。但是不久后孙先生离开军队，也举家迁港。并到新亚书院听学术讲座。后来新亚研究所成立。孙先生亦参加学习研究。最后写成《中国兵制史》一书在台湾出版，钱先生为之写序，并称是新亚研究生正式出书之第一部（孙先生之时，《苏州杂志》也有文字介绍过）。
约在民国三十六或三十五年，苏州中学曾请钱先生来校作一次演讲。当时三元坊苏中校门内教室楼前，有一门，上有门额，题“智德之门”四字。钱先生演讲即从这四字谈起，大概是讲的为学与做人的内容吧。时有钱先生长子钱先生拙，在苏州中学读书，曾将这演讲记下来，在当时的校刊发表。但是这校刊现在不知能不能找到了（记忆中这只是一种油印的本子，所以印数也不可能很多的）。
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九十一年出版了一本《百年家族——钱穆》，是一位大陆学者写的。书中有“苏州中学两叔侄难忘吴中风情”一章。有十五页之多讲这苏中的三年。读下来好像是文艺作品似的。例如“他的房里，满架线装书，还散置书桌床头。生活用品和学生一样，只有脸盆、毛巾、漱口杯、茶杯、牙刷和一袋蝴蝶牌牙粉而已。到苏州中学教书的时候，钱穆的讲课才华已经表露无遗。那时侯，他穿着一身布大褂，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头发偏分，面露笑容，口才很好。讲解古文旁征博引，巧譬善导。虽然他讲的国语带着吴音腔，但吐音明白，娓娓动听。有时还高声朗诵，抑扬顿挫，余音绕梁。除了讲授国文，他还讲授学术文／。所谓学术文，其实就是选读从古到今每个时代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类文章，例如讲先秦时代的学术文，他就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不但讲文章的结构，还讲当时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并指导学生做笔记。”
这书里也讲到钱先生游天池山《与山僧夜话》的诗，引用了全诗和另一首《灵岩道中》，又加了大段描写，但是，把钱先生和蒙文通先生游灵岩与和翔仲先生游天池两件事当成一件事，说成钱先生蒙先生二人住山中与山僧夜话了。是这书的一失。
这书在大陆也有出版，是河北一个出版社出动。
河南人民出版社有一本《大师的风度与风骨》，书中讲了康有为、王国维、辜鸿铭、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蔡元培、李叔同、闻一多、朱自清、傅斯年、胡适、陈寅恪、吴晗、郭沫若、顾颉刚、梁漱溟、钱穆、冯友兰诸先生。讲钱穆先生的部分，开头就说：“一九二九年某一天，古史辨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在苏州中学一位中学教师的书桌上发现一部书稿，他带回读罢大加赞赏，对此人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这位中学教师就是后来成为史学巨擘的钱穆。”以后又说“钱穆在燕京、北大这八年间，出版过〈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学术名著”。而在讲到顾颉刚先生的部分，则有“钱穆的学术观点与顾相左，其〈先秦诸子系年〉直接与古史辨派针锋相对，但顾颉刚仍在自己主编的〈燕京学报〉上刊出此文”。这两件事本文前面都有讲到，对比下来，可知这里后面一段的“其〈先秦诸子系年〉”应是“其〈刘向歆父子年谱〉”才能与“顾颉刚仍在自己主编的〈燕京学报〉上刊出此文”相匹配（而且〈先秦诸子系年〉也不是一篇文章，也没在〈燕京学报〉发表过）。而〈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在〈燕京学报〉刊发，其实还在钱先生到燕京大学之前。《大师的风度与风骨》在这里有点小错了。一本书讲了二十一位前辈的事，同时要参考许多书，出点小错或也是难免的了。
关于这〈刘向歆父子年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钱穆评传〉有一段论及，录此备考。“〈向歆年谱〉一文，是对多年笼罩中国经学研究的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一次有力的批判，钱穆举证详实，立意明确，凡是康有为曲解史文，抹杀反证之处，均一一历指而道其原委，指出〈新学伪经考〉关于刘歆伪造经书一说不可通之点有二十八处。最重要的是，按照刘向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依次排列，使康有为的错误曲解一目了然。字钱穆发表此文以后，名声大噪，学术界均佩服钱穆慧眼独识，硕学通儒群推之为划时代的杰作。胡适在一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昨今两日读钱穆（宾四）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七月）及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六。一）。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这是〈向歆年谱〉初问世时的反响，是有关现代中国学术史的第一手史料。”
钱穆先生逝世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纪念文集（无锡县政协编）。有云南大学教授李埏先生纪念文，其中附有钱先生给他的书信四通。内有二件是钱先生在苏州所写。其一如下：“埏弟如面：七月初一别，转瞬将及三月。前接弟书，欣悉近况。仆此次归里，本拟两月即出，奈家慈年高，自经变乱，体气益衰。舍间除内子小儿一小部分在北平外，尚有妇弱十余口，两年来避居乡间，一一须老人照顾，更为亏损。仆积年在平家慈以多病不克迎养，常自疚心。前年自平径自南奔，亦未能一过故里。此次得拜膝下，既瞻老人之颜色，复虑四围之环境，实有使仆不能恝然遽去之苦。顷已向校恳假一年，暂拟奉亲杜门，不再来滇。弟志力精卓，将来大可远到。去年仆往来宜良、昆明间常恨少暇未能时相见面，方期此次来滇，可以稍多接谈之机会，而事与愿违，谅弟亦深引为怅也。惟师友夹辅虽为学者要事，要之有志者自能寻向上去，望弟好自努力，益励勿懈！
……
此询近祉 梁隐手启八月廿六晨来信或寄上海爱麦虞限路一六二号吕诚之先生转或寄苏州海红小学转，均书钱梁隐收可也。“
这信告诉我们钱先生本拟二月即回，后来从苏州又告假获准一年。
第二信： “埏弟如面：接诵来书岂胜惋怅！自顾德薄，于弟等无可裨补。然而洋志者相丛讲贯，不有利于人，亦有利于己。此次杜门，遂成索居，不仅使弟等失望，即穆亦同此孤寂。惟有志者能自树立为贵，虽此隔绝，精神自相流贯，甚望弟之好自磨砺也！张荫麟先生年来专治宋史，弟论文经其指导，殊佳！再此无书，抑短札不足剖竭，不能有所匡率矣。旧时经沪曾摄一小影，大可为此行纪念，即以一帧相赠。嫌太小，可夹爱读书中，悬壁则不称也。率此顺祝近祺 小兄穆手启一月八日这信仍是从苏州发出。二信和另外回后方后写的二信，同见纪念文集，并都已收入钱先生全集。 李埏先生说，钱先生给他的信，应有十多通，但经过”文革“，只有偶然夹在书里的四通幸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