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写了一篇历史语言的研究文章，是说匈牙利人的祖先是女真民族，它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后来又牵出北方民族出自中原的线索，和中原人类有戎狄底层血缘的结论，这些论文归集成了《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由北京中华书局以“世界汉学丛书”的一部出版（○二年初版，○四年再版）。此后，《历史月刊》连续刊载我的文章，原社长虞炳昌先生对我鼓励有加，建议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的孕育和出生的由来。
虽然《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较为通俗，但在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同源的问题上，却比《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有了更多的头绪，如上古中原人名大都是后世戎狄族名：“虞舜是乌孙”“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荆轲是准葛尔”等等。于是，我就拿北方民族当作上古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达成了“姬姓、九姓是通古斯民族”“五帝是爱新氏，华夏是回纥国”等人类学的结论。
中国人“以书证书”的落伍意识，使传统学术自外于世界潮流。直到二十世纪前半叶，因为解读甲骨文字和考古器物的努力，才有了“以物证书”时代的到来。然而，语言作为另一种传承系统，它的“人类历史化石”的作用，却被国人束之高阁。而这种集体漠视的表面是中国文字研究的优越感，背后却是“大汉语民族”的错误观念，中国人大凡以为万古不变的祖宗，是毋须求证其分合由来的。
本书要推动“以言求真”的研究。夏商两代之际，中原社会经历了“汉语”或“雅言”的一个形成过程；于今来看，此前中原流行的是北方民族的语言，否则许多先秦人事就无法理喻。如甲骨之“帚”字是“妇”，早已被郭沫若破解；但甲骨氏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中的“帚”是音符，还是意符？始终没有正确的理解；如果我们能有语音实证的自觉意识，它们不是“回纥”“兀者”“乌马”“斛律”“悦般”“恶来”，又是什么呢？
或许有人会质疑本书书名的科学性：蒙古女真都是后起于唐宋之间的民族，怎么可能是秦始皇的家身？事实上，世间民族既不可能无中生有，也不可能骤然湮灭，如果上古没有蒙古女真民族，何来孟轲、蒙骜、蒙武、句践、句井疆这样一些春秋秦汉人名？蒙古是东胡鲜卑的后裔，女真是通古斯系民族的代表。说“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是用现代人类的表像，去看古人的血缘和语言的归属，非此还不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
本书议论秦始皇的身世，或者选用了忽必烈、慈禧、溥仪、康生的面容，也只是研究他们的种属，而不是搬弄他们的历史是非。充斥本书的“汉虏同源”的种种立论，却没有任何一点政治的企图，因此这是人类学的纯洁探索。而本书又旨在成为一本通俗的读物，所有的注释又都被略去了。
前书《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问世后，曾想在台湾出一个繁体本，我在纽约的一次会上结识了周策纵先生，这位有“真君子”之称的学者，竟于八十六岁的高龄，费时四个月，写就了一篇充满鼓励的〈原族——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的几点意见〉，后来《历史月刊》和北京的《读书》杂志都刊行了这篇令人耳目一新，又回味无穷的文章。作为本书的代序，〈原族〉或许能让的读者了解一位二十世纪大学者的睿智。
推动一种思维，在任何社会中都很困难，在中国社会就无比艰巨。但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知名语言学家王士元教授，将我的长文〈古代中原汉语中的通古斯、蒙古、突厥语成分〉推荐给美国的《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cs, Berkeley）发表。最近，中国语言学界在汉藏语理论的基础上，开始注意汉语中的北方民族语言底蕴，当然又是对我莫大的安慰。
《历史月刊》新任社长东年先生和他的同仁，对《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书稿的接受，引发了作者完成使命的喜悦。周策纵王士元等先生曾予的帮助，乃至一切对本人学术观点的批评，都有益于学术公器品格之完美。还要感激内人张宁华女士的不懈支持，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携手克服了许多病痛和困难。
朱学渊
二○○六年四月十七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