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最高法院召开全国法院新闻宣传工作会议。顾名思义，这是法院系统的内部工作会议。可当事方未必料到，这个会议的有关内容，经新华社发布电讯稿后，立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质疑和抨击。
质疑和抨击的焦点，肇始于最高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该次会议所作“重要讲话”的部分内容。该讲话有五个要点：高级法院要设立新闻发言人；未经批准法官不得接受采访；划定各级法院新闻发布禁区；重大、特殊案件由最高法院统一发布；案件报道不得超越司法程序。应该说，前四个要点都是针对法院系统说的，作为内部规定，不管说对说错，有理无理，都是系统内部的事，爱说不说，轮不到社会舆论“上火”和“焦虑”。舆论质疑和抨击主要集中于曹副院长讲话的第五点。
曹副院长是这么说的：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不得超越司法程序预测审判结果，发表评论或结论性意见。对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的内容不得报道。
曹副院长的这段阐述是有明显纰漏的。这段阐述的关键词分别为“预测审判结果”、“发表评论或结论性意见”、“对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的内容不得报道。”
预测审判结果——就这一条，系司法新闻报道的国际惯例。这一惯例存在的逻辑前提不是媒体有“预测癖”，而是新闻报道必须尊重和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的客观需要。举个例子，抗战结束民国政府审判汪伪政权众头面人物(大汉奸)，当年我党举办的《新华日报》就对审判结果作过大量的评论性预测。
发表评论或结论性意见——对这一条要拆分开来说，就“发表评论”——前半句，依然系新闻报道的规律尔。仍拿《新华日报》为例，当年审判众大汉奸的过程中，该报曾连续发表评论文章以营造舆论氛围。就“发表结论性意见”——后半句，当然不可以，这是新闻报道的常识，无须最高法院来提醒。倘若确有个别媒体犯晕，讲责任主体再讲程序，提出“不得”者也不该是法院，而应该是媒体的主管机构。
对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的内容不得报道——就这一条，其是否具备合理性，是否与时代大势相悖，此处按下不表。我想说的是，有权力提出“不得”者，同样不应该是法院，而是媒体的主管机构。
在法院系统内部，最高法院对地方法院规定若干“不得”、“不准”轮不到外人说三道四。可最高法院规定媒体“不得”、“不准”就有越位和踩线之嫌。媒体有自己的归口监管机构，最高法院不希望媒体说这说那可以，但只能通过管媒体的机构来“传话”。中国已开始迈步依法治国时代，所谓依法，很大的一块指不越位、讲责任主体、讲程序。这个道理，最高法院比我们更明白。明白了理该带头践行才是。
有个现象长期与国情相伴相生，即，地位强势带来话语强势，最高法院越过归口监管机构，直接对媒体说“不”的口气如此之大，就属地位强势带来话语强势的一个“经典案例”。这类“话语强势”，放到10年能唬住人，放到5年前已不被人当回事儿，放到今天遭来集束式质疑和抨击理所当然——不谓别的，只谓法的理念开始植入民间。
今天，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知晓法官必须做到慎独、慎言。法官如此，大法官呢？曹副院长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大法官，大法官不可说官话，非说不可，一定得话中有“法”。
舆论对曹副院长出言不慎的质疑和抨击，我就不重复归纳了。尽管对媒体说“不”的初衷可能出于维护司法公正的考虑，然而，中国当今形形色色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其根源决不是新闻报道所致——也即，新闻报道决不是司法公正的“干扰源”!谁是导致司法屡屡失公的“干扰源”——说来乏味、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