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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诗云：“但解购书那计读”，又见了曹聚仁先生的几本书，就一如既往的买了下来。这其中，第一本就是《文坛五十年》。书前1996年8月的出版说明称：“《文坛五十年》系我国现代已故著名记者和作家曹聚仁先生的一部回忆录性质的著述。此书最初于50年代中期由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于当时的印数和发行范围有限，大陆广大读者很少有人读悉。此事距今已有40余年。今征得作者长女曹雷同意，并授权首次在大陆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曹聚仁先生写与20世纪中国文坛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有这交往，本书真实而生动记述当代文坛的一些重要的人和事，这些文坛轶事无疑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价珍贵的资料。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新出版此书的一个缘由。整理这部著述时，我们发现原书存在不少疏漏，这次出版，我们作了认真的校勘，但有些地方，为保持原书面貌，只加注以示正误。此外，原书分‘正’、‘续’两集，为方便读者阅读，此次出版，将两集合并为一。兹此说明。 ”
书八折。我知道，我又一次捡了一个大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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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老报人冯英子曾为曹聚仁题词：“行万里路，无愧记者；写百本书，不负此生。”曹氏一生写下了4000万字，在我的书架上，只有三联版《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文思》，东方出版中心的《文坛五十年》、《鲁迅评传》是我的心爱之书。三联出的《北行小语》、《书林新话》、《文坛三忆》、《曹聚仁杂文集》，上海书店出的《书林又话》，上海人民出的《听涛室人物谭》、《天一阁人物谭》、《上海春秋》，我都没有。不过，《听涛室随笔》于1970年在香港《晶报》连载后，更名为《国学十二讲》在香港出版，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出了增订本，改名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这样，我的遗憾就小得多了。曹氏1950年在香港定居后，他在大陆是受礼遇的人，但他的著作在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在大陆所出极少。
根据北大游学代言人柳哲写的《曹聚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所述，曹聚仁与蒋经国曾经过从甚密，为其办过《正气日报》，并做过蒋经国孩子的家庭教师。1956年7月， 曹聚仁来到北京，根据毛主席建议，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颐和园请曹吃饭。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前几天，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曹聚仁，将金门炮战的底细，主要是打给美国人看的，以避免美国人插手使台湾划海峡而治，让曹聚仁设法传递给蒋氏父子。曹聚仁也答应将消息传给蒋经国。周总理和我们也等着曹先生把消息传递给台湾。当时曹聚仁可能没有与蒋经国直接联系上，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但他为了执行毛主席交给的特殊任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来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以记者“郭宗羲”的名义，发表了金门炮战的消息。周总理对此事有些不满意，当时周总理十分重视保密工作。
曹聚仁曾经给胡适写过信，劝他回大陆，被斥为妄人。
曹聚仁以为自己可以藏之名山的思想，是他曾经反复强调过，又在《我的读书经验》中说的“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若要我对青年们说一句经验之谈，也只能这样：”爱惜精神，莫读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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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读曹聚仁先生的《文坛十五年》，还觉得是现在的新书呢。其实，这书是1954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出版问世的。从人们思想的接受程度看，1997年6月上海才出一版。这个时间跨度，就是思想界回头的跨度。说来辛酸，梁漱凕，胡风，彭德怀，刘少奇，老舍，还有一大批人，一大批书，一大批文物，一大批事业，文化大革命，都是这个跨度的的代价。不过，小民还是应该庆幸，要是不让你回头，不是照样看不到，照样学大寨么？
这书的“新”很多，我只记很少的一些，算作是保留读过后记忆里的一点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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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说，“我们也承认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之大，布在鲁迅之下，而对文学的理解之深，还在鲁迅之上。”周作人晚年的作品，有一多半是经过曹聚仁之手在海外报刊发表的。
但是，就又记起曹先生 1940年11月13日以《从陶潜到蔡邕》为题写的话来了“这番话，也可以用来作周作人的评议。无论谁替周作人作怎样维护的话头，终不能说出周作人必不能离开北平那圈子的理由，更无人说出他非出卖灵魂不可的理由。说来说去。还是‘己私末忘，而宠辱之情，移于衰老也’！周作人也竟做了汉奸，知识分子的操守，真不容易说了呢！ 有人说，现在知识分子事仇作伥，不独周作人一人，你何独苛于周作人而必严加责备？说来还是顾亭林那句老话：人人可出，而他不必可出。周作人乃是五四运动以来的青年导师，文化界的白眉，连敌方的文化人都以为他将清高介守，不肯出山的，而今竟出山（应该说出苦茶室）事敌，我们怎可以不加严历批评呢！ 我郑重地说，周作人是”蔡邕“，不是”陶潜“；国法具在，应当付之典刑！ ”
这是因为“ 沈从文先生近在国文月刊（三期）谈习作，叫青年们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其中说到周作人的人生态度，‘似因年龄堆积，体力衰弱，很自然转而成为消沉，易与隐逸相近，精神方面的衰老，对世事不免具浮沉自如感。’又引了我的意见，说周作人是‘由孔融到陶潜’。”“我们喜欢陶潜之为人，多少由于爱好他的诗篇而来，其实他的处世态度，并不足为法的；我们是生活在社会网之中，社会问题便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怎能不管不问呢？挂冠而去，不为五斗米折腰，都是读书人使性子的办法，有什么可取？社会上有一二个陶潜，或者有人觉得有趣，或者可以出卖清高；若有了十万个陶潜，那就不知要糟到什么程度，乱到什么程度。焦循说得好：”人不可隐，不能隐，亦无所为隐。用周公孔子之学而不仕，乃可以隐称；然有周公孔子之学，则必不隐。许由、巢父、沮溺之流，自负其孤孑之性，自知不能益人家国，托迹于山溪林莽以匿其拙，故吟咏风月则有余，立异矫世，苦节独行则有余，出而操天下之柄则不足。……是故耕而食，凿而饮，分也，出则为殷浩房（guan），贻笑天下，宜于朝则朝，宜于野则野，圣人之藏，所以待用也，无可用之具而自托于隐，悖也。‘他这话，不仅骂尽了如袁中郎一流的假隐士，也骂尽了陶潜一流的真隐士；吟咏风月则有余，操天下之柄则不足，即是陶潜一流人的最好考语。 “
而焦里堂，恰好又是知堂所推崇的人物。陶潜的被我们热爱，又是怎样的合情合理。
这做人，真也难。活人难，死人也难。今天的人难，过去的人，也难。
国家给了周作人以生路，曹先生给了晚年的周作人以发表文章的机缘。文人的生命，是以文字的发表问世为标志的。真到了后来，在文字上，曹氏并没有将知堂老人“当付之典刑！”判刑的时候痛快，读书的时候，也痛快。
这些看似矛盾的问题，又是这书给我们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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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书竟然以吴稚晖为开篇人物。吴稚晖竟然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为处世精神，这精神竟然又成就了吴稚晖的盛大志业，这志业的开首语竟然是“文学不死，大乱不止”。
曹聚仁说，“吴老先生，从清末以来，一直是国语运动的领导者，1913年，主持读音统一会，审定了注音符号，到后来提倡拼音文字，他说国语文学，那还是士大夫穿的皮鞋，为了一般种田人着想，用国音符号拼方音，那才是走泥路的草鞋。他是一个最了解民间文学的新文学家，他叫我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他是东方的伏尔泰。”
还是这个吴稚晖，他居然是社会改革的一个先导者。“他希望社会上改变风气，不崇古而尊今，不尚文而重工，书房都变成工作所，客来，请在工作板凳上讲话。那么中国就会有希望了。”原来，吴稚晖们也爱国，也想让中国好，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
胡适曾经有折扣的评说过吴稚晖：“近八十年来，国内学者大都是受生计的压迫，或政治的影响，都不能有彻底思想的机会。吴先生自己能过很刻苦的生活，应酬绝少故能把一些大问题细细想过，寻出一些比较有系统的答案。在近年的中国思想家中，以我个人所知而论，他要算是很能彻底的了。”
吴稚晖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中说：“凡是两手动物戏里的头等名角，应当；有清风明月的嗜好，有神工鬼斧的创作，有覆天载地的仁爱。换三句粗俗话是怎么呢？便是：吃饭、生小孩、招呼朋友。”曹氏对此评价说，吴稚晖是像刘姥姥靠在柴堆上晒日皇（太阳）那样咀嚼的风格出之，“诚为现代中国不可多得的奇文”。
我们错过这吴稚晖，又是多少年。吴稚晖于我，是今天才“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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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过去了。一百年前的人做启蒙，一百年后，启蒙的事还没有完。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的林乐知、李佳白，在同治年间就开始在中国传教了。他们竟然是最先向清王朝敬献了维新政策的人。“那位写《盛世危言》的郑观音，也就是在宣扬发挥李提摩太的主张。”“康有为的维新具体政策，也还从（他们的）这一大批译者中得来。”“他们都是为了新中国文化的孕育，而尽产婆职责的。”他们为康梁变法开了路，年轻的康梁，在他门的感染下开启了近世中国变革的大门。
后来，王国维写《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立论根据也多出于叔本华。他山之石，天上盗火，造就了后来的洪流。
梁启超有言，谭嗣同的学问，三十以后，颇有进境，他的诗歌，却未必比三十年前更好。梁启超诗云：“诗界千年靡靡之风，兵魂消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梁氏有一首很奇特的诗歌，题为《举国皆吾敌》，诗里说“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但其觉今匪。十年以前之大敌，十年以后皆知音。”这就是那时领军人物的气象。
然而，代表那个时代青年们的怀抱，写下了“慷慨赴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或少年头”名句和总理遗嘱的汪精卫，也给历史留下了深沉的思索。
还有，清末的士大夫，以为国家民族的衰败，是官僚主义造成的。他们全力抨击的，也是官场的黑暗，这些，是那时包括小说在内的几乎所有启蒙作品的题材。但今天，这些也还是大问题。
那么，有永远的事吗？要有，那就是启蒙。思想上的启蒙，永远都不会过时。
200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