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逸明:中国官员为何热爱贪腐和崇尚暴力?

—-也谈中国官场是个大染缸

 

刚刚看过王丹的新作《从市长助理到市委书记,中国官场是个大染缸》,文章以山东临沂市市委书记李群为例,透视了腐败的中国官场对人强大的腐蚀和同化功能。具有高学历且在美国纽约海文市担任过市长特别助理的李群,回国后出任临沂市市长,二○○二年十二月起担任临沂市委书记。据说,他被作为山东省重点干部加以培养,有着共青团背景的他,在团派人马风头正劲的今天,其仕途一直为外界所看好。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光环颇多的中共官员,因为过于在乎自己的政治地位,所以一手制造了严重侵犯人权的野蛮计生事件,对揭露当地计生黑幕的维权人士陈光诚进行了非法抓捕,此事虽然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但曾荣登美国《时代周刊》风云人物榜的陈光诚仍然在不久前被判刑。

 

偌大一个中国,李群只不过是不计其数官员的一个缩影,置身于贪污腐败和暴力执政日盛的中国官场,即使很多官员原本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但在这种难以遏制的大环境、大趋势之下,他们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腐败为官和暴力执政的庞大队伍。中共所极力推崇的马列主义思想,虽然被历史证明危害无穷,但其思想理论本身,并不赞同官员的腐败和官员对权力的滥用。中共在国民党时期曾是反腐败和追求民主的一支劲旅,但自1949年以后,大权在握的中共便抛却之前的一切利民承诺,对前朝的专制统治进行了延续和“发扬光大”。

 

毛泽东时代各种风声鹤唳的政治运动使得各级官员甚至于普通民众都人人自危,很多人虽然心底里对毛的政治举措深恶痛绝,但为了明哲保身,所以不得不违心地对毛歌功颂德,并对其政策不论好坏错对,都惟命是从。中国社会因此而陷入你争我斗的残酷漩涡,数不胜数的人在残暴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失去自由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令人憧憬的共产主义社会竟然出乎意料地成为了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屠宰场。邓小平等人的“拨乱反正”虽然为文革划上了句点,但专制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经济的发展为权力不受制约的中国官员提供了中饱私囊的绝好时机,新一波的社会危机也应运而生。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的翻身落马所激起的民怨终于在他逝世之后得到了彻底的爆发,学潮以反腐败和争取民主自由为最终诉求,本意并非要挑战中共的统治,然而,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却在邓小平和李鹏等人的暴力镇压下不了了之,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实现他们的伟大理想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6.4”后中国社会的肃杀气氛,既使得忧国忧民的老百姓三缄其口,更放纵着腐败的官员。一些原本无心腐败的官员在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召唤下陆续加入了腐败的队伍。江泽民时代除了继续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之外,在政治改革和其它方面仍然裹足不前,中国社会因此而变得日渐畸形,日益凸现的贫富差距将官与民分别送进了人间天堂和人间地狱。当下的中国官场,已经看不到几个官员能洁身自好了。从前的贪污腐化被认为是令人嗤之以鼻的极不光彩的事情,然而在今天,很多官员不但可以心安理得地去贪腐,而且还可以大言不惭地以此为荣,清廉的官员已被视为官场上的另类,不懂得这种官场潜规则的人休想当官或者是长时间当官。

 

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一些被愚民政策搞得晕头转向的国民逐渐选择了觉醒和依法抗争,这种现实为如今的中国官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官员只懂得贪污腐败是不够的,要想升官发财还得心狠手辣。从定州血案到太石村事件,从太石村事件再到东洲惨案,中国官员已经显露出了利欲熏心和杀人如麻的丑恶面孔。“权力在官场,道义在民间”的可悲现状让蒙受制度性冤屈的民众求告无门,无可奈何。官员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可以置国家的法律法规于不顾,团结在所谓“维护社会稳定”的大旗下为所欲为。山东临沂事件只是当今中国维权悲剧中的沧海一粟,官员李群也只是庞大的崇尚暴力执政和自私自利官员中的一个。在宪法被权力架空、制度被行为歪曲、人性被党性淹没的今天,中国官场着实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染缸,混迹其中的人即使原本有再多为国为民的理想,也难以避免地会变成弃绝公义的贪官暴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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