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媒体时代，文字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不断扩版的报纸，铺天盖地的生活杂志，网络上无穷无尽的信息，等等，正在通过文字把读者训练成一个越来越没有耐心、没有想像力的人，他们对文字的要求是直接，明白，简练，实用，富于刺激性。文字的神圣性已经消失。这时，文学写作作为诉诸于文字和想像的艺术，就从过去那种非常重要的言说地位上撤退下来，成了众多言说中的一种，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种。每一个现代人都学会了从各种渠道获知自己所需要的资讯，哪怕是心理疾病或者内心的困扰，都可以通过程式化的治疗和排遣得到矫正，他们再也不需要作家这种生活导师了，阅读日渐变成一种消遣。
对大多数人来说，真正值得他们关心的是此时此刻的生活本身，而不是文学所表达的那个遥远的理想。
许多作家开始失落，觉得这个时代亏待了文学——这种人往往有一个虚拟的参照，以为文学理应是受人宠爱的事业；他们还普遍留在社会代言人、启蒙者、真理的掌握者和发现者的角色幻觉中，并轻易把文学没落的责任推给公众，认为是公众越来越实际、越来越缺乏理想色彩才导致了这一局面的出现。这种思想完全是革命时代的产物。由经济发展而导致的市民社会的崛起首先要解构的就是这种顽固的自我中心意识，以彻底打破作家的幻觉。作家需要面对这种多元化的现实，而不是埋怨。文学从革命年代风起云涌的状态过渡到现在的冷静状态，对文学本身其实并无害处，它反而有利于使文学返回到更人性的状态之中。
应该看到，作家并没有比一般的民众高贵，他们所知道的也不会比一般人更多，生活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局部的，变化的，日新月异的。当我们以为自己正在深入生活的核心时，也许生活的真相早已隐匿。所以，很早以前就有人哀叹，真实在现代社会正在趋于梦想。
从另一面说，传媒和科技的发达，使真实的客观性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因为所谓的真实已经很容易就被篡改，并且可以做得天衣无缝。比如，民众很信任的电视片都是经过剪辑的——我们知道，电视片剪辑前和剪辑后可以是截然相反的效果；又如，前些年的电影《阿甘正传》，经过电脑科技的特殊处理，阿甘居然可以和肯尼迪总统握手，惟妙惟肖，没有任何破绽。以假乱真在今天已是常事。当客观的真相消失之后，文学的独特性就不再是发布时代宣言或引导别人认知人生真理什么的，它更多的是描绘一种状态，一种对存在的私人理解，如克里玛分析卡夫卡的写作时所说的：“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
这句话对今天的写作依然有效。传媒时代里的写作真实，只能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因为真实的客观性瓦解之后，作家写作的信心不可能再建立在任何外部事物上，他所能挖掘的是个人内部的事物。今天的写作若还有什么意义的话，也许就在于此了：写作不再是凌空蹈虚，而是实实在在地与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结盟；写作也不再是守护知识、观念、技术或形式，而是守护个人的内心经历这个时代时的经验与证词。——写作最后的自由，在我认为，就是从个人出发，恢复一切渺小、卑微、琐碎的事物在作品中存在的权利，并使之成为生活意义的真正建筑者。
因此，一直以来，我对作为整体的文学十分悲观，但对作为个人的文学却充满信心。
对大多数人来说，真正值得他们关心的是此时此刻的生活本身，而不是文学所表达的那个遥远的理想。
许多作家开始失落，觉得这个时代亏待了文学——这种人往往有一个虚拟的参照，以为文学理应是受人宠爱的事业；他们还普遍留在社会代言人、启蒙者、真理的掌握者和发现者的角色幻觉中，并轻易把文学没落的责任推给公众，认为是公众越来越实际、越来越缺乏理想色彩才导致了这一局面的出现。这种思想完全是革命时代的产物。由经济发展而导致的市民社会的崛起首先要解构的就是这种顽固的自我中心意识，以彻底打破作家的幻觉。作家需要面对这种多元化的现实，而不是埋怨。文学从革命年代风起云涌的状态过渡到现在的冷静状态，对文学本身其实并无害处，它反而有利于使文学返回到更人性的状态之中。
应该看到，作家并没有比一般的民众高贵，他们所知道的也不会比一般人更多，生活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局部的，变化的，日新月异的。当我们以为自己正在深入生活的核心时，也许生活的真相早已隐匿。所以，很早以前就有人哀叹，真实在现代社会正在趋于梦想。
从另一面说，传媒和科技的发达，使真实的客观性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因为所谓的真实已经很容易就被篡改，并且可以做得天衣无缝。比如，民众很信任的电视片都是经过剪辑的——我们知道，电视片剪辑前和剪辑后可以是截然相反的效果；又如，前些年的电影《阿甘正传》，经过电脑科技的特殊处理，阿甘居然可以和肯尼迪总统握手，惟妙惟肖，没有任何破绽。以假乱真在今天已是常事。当客观的真相消失之后，文学的独特性就不再是发布时代宣言或引导别人认知人生真理什么的，它更多的是描绘一种状态，一种对存在的私人理解，如克里玛分析卡夫卡的写作时所说的：“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
这句话对今天的写作依然有效。传媒时代里的写作真实，只能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因为真实的客观性瓦解之后，作家写作的信心不可能再建立在任何外部事物上，他所能挖掘的是个人内部的事物。今天的写作若还有什么意义的话，也许就在于此了：写作不再是凌空蹈虚，而是实实在在地与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结盟；写作也不再是守护知识、观念、技术或形式，而是守护个人的内心经历这个时代时的经验与证词。——写作最后的自由，在我认为，就是从个人出发，恢复一切渺小、卑微、琐碎的事物在作品中存在的权利，并使之成为生活意义的真正建筑者。
因此，一直以来，我对作为整体的文学十分悲观，但对作为个人的文学却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