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人民文革”的思想先行者，就英勇地批判过特权剥削。最近20余年的权力剥削不过是毛泽东时代特权剥削的延扩与深化罢了。
据推算，“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经济损失是7000亿人民币。那叫极左之害。但总不能将贪污腐败也说成是极左吧，那样不但老左“万言书”的作者不同意，我也不同意。极左不是筐。叫他们不左不右也显然不合适，那么，叫“新右”吧。大陆时代的国民党是老右，“改革”以来的共产党突变成“新右”，是从极左变来的，因为变得十分便利而爽快。考虑到六四镇压那样的残酷，说是极右也无不可。没有极，左右不相通，一旦登峰造极，左也好右也罢，就只有捞什么、怎么捞的分别了。
据专家研究，像中国这样严重腐败、多年高踞腐败前五名的国家，腐败金会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0-30%（相当于平均回扣率），那么到2000年底，我只按10%算，腐败金额也达到13万亿了。若按20%这个比例乘以2，就是26万亿了。2000年友人告诉我30万亿这个数字，我一时没想通，后来自己再一算当然有理由当真了。贪官们通过暴力（黑白合流）的、胡搅蛮缠的、明目张胆的、鬼头鬼脑的种种手段，够疯狂的了！这是否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一开始就不方便明说的联系呢？
我不是经济学家，究竟怎样算腐败账才合理，不但我就是经济学家也不甚了了的，因为1990年代每年“吃喝1000亿”（稍后吃喝又被“洗头”、“洗脚”、“按摩”等“养身活动”扩展延伸了）；“基建浪费1000亿”；“偷漏税1000亿”；“财政漏损1000亿”；“金融坏账几千亿”……这些数字我也都在报上见过。所以，究竟该怎样把腐败账算清楚，恐怕还得将20年来GDP总值，减去一些合理财政支出以后，才可以一步步推算出：“不知何处去”了的“黄鹤”，是多大的一只“鸟”。2006年有学者算出来共产党吃皇粮的人每年消耗财政10000亿，有当官的反对，说只有1500亿，说中央的预算就这么多。当官的昏了不是？预算的财政基本上只切分到县一级，不要说连中央政府各部位都每年被审计出来几十亿账外黑洞，县以下的大多数地方靠酷吏黑吃黑的捞，不是公开的秘密吗？更不用说2005年公房传媒披露出来的公款吃喝旅游等等，加起来高达9000亿，光是吃皇粮的挥霍浪费，还不算贪污，就达到20000亿了。这些钱哪一分是天上掉的、私人老板送的？还不都从老百姓身上捞的？（因为共产党连“纳税人”的说法都忌讳，那就只能说它捞了。）
已故诗人公刘先生曾撰文说，每年贪官在境外的“洗钱”数为100亿美元。没进入“洗钱”的有多少谁也不知道。据闻10余年来，尤其1990年代以来，去美后的同胞私人投资购置不动产的人数剧增——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们把美国买下来，那叫实实在在的“东化、中化”。我担心哪一天，贪官们用钱将全部国有资产（绝对不超过20万亿）买下来，那是绰绰有余的——其实我真正担心的是几乎没花钱就“买”走了！我这岂止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简直是以“匪盗之心度权贵之腹”了。真是恶浊，恶浊得无以复加了。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曾完成一项资本外逃课题的研究。据初步测算，1998年中国资本外逃大约有480亿美元左右。说什么经济殖民主义，我看多谈谈经济卖国主义还差不多。脏钱放在境内不放心，说不定哪天民众起来追讨浮财，当然是转移到境外安全。从这一情形论，说专制必腐败、腐败必卖国，我看也没什么不当！据知情人士透露，1998年中国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假进口，有52%的进口报关单都是伪造的。不管资本外逃采取何种手段和方式，中国的资本监管正遭遇它前所未有的挑战，看来已经是多年来的一个严酷事实了！
我的一位本家樊纲认为，从短期看，加强资本监管没有错，也略有小用，但加强监管本身不能解决问题，它只是想办法卡住资本外逃，而根本的问题是要从体制上解决资本正常的流进流出。首先是要加大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其次是改革投资体制和企业制度，对合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汇率制度也要调整。这位经济学家说得很专业，但这样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办法一旦实施，也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合法非法，私有财产一律保护，只怕是资本外逃如江河入海了。当然按照暴富集团的意志继续滑行，也就是“新右秩序”得以巩固、扩展，任谁也没有办法。2005年中国出台了放宽私人携款出境的限制，何清涟女士当即撰文指出，这必然会给腐败资金的外逃提供方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博士则认为，一旦资本外逃的黑洞被揭开，它就不仅仅牵涉到资本。我来直截了当说：涉及到政权的合法性了！将来揭黑的盖子是一定要打开的。这方面一些东欧国家转型之后做得比较好，尽管东欧转型之前的腐败在中共面前只是小儿科。台湾呢，尽管国民党的党产问题已经提上日程，但旧国民党官僚权痞的财富黑洞还有待台湾民主进一步发展！当然，僻居台湾的国民党已经比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好多了，也是远远不能与依靠毛泽东的极权遗产为非作歹的这个党的。
1993年，深圳出现中国公有企业改制第一例，洞察秋毫的智慧学者秦晖先生，及时发表反对“中国式MBO”的第一篇英气勃勃的文章；1995年4月，原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于志安卷巨款出逃菲律宾。这时，舆论界有了众说纷纭的局面，很多人把造成“于志安事件”的原因归结为企业家不能廉洁自律、企业内党的领导削弱、职代会不起作用等等。而良心型经济学家们则对此作出理性的思考，从体制上来找原因。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于志安事件”是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不规范、企业产权主体缺位、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等这些深层次问题的典型暴露。如将吴先生话中的企业表述成国家，我看中国资金外逃的原因，可以归因于一句话：即权力不受制约。
1995年之后，化公为私的“突飞猛进”是共产党内的腐败势力，毫无顾忌、肆无忌惮的强盗运动。那以后，中国就变得越来越像是一个“丛林社会”了。工人们的工厂被一座座鲸吞，市民们的住房被一片片推倒，农民们的土地被一块块圈走，光是失地后的无业赤贫农民就达到了4000万……中国在呻吟中增长，也在鲜血中煎熬！
有一位记者在采访救灾款被干部冒领了的一灾民时，那灾民连说：都怪我没出息，富不起来还老给政府添麻烦。我没做过记者，但这样的充满“草民”（借用《理念的枷锁》一书中的用语）意识的老农，我见过不少，实际上是被邪头欺负了还得陪邪头笑脸，外加几个自掴：“是我不好没出息，惹您费力了！”呜呼！这位灾民知道不知道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成克杰，面对灾民的振振有词呢：“看到灾区人民受苦受难，我真不好受呀！这些人也是爹妈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我也是爹妈生的，也是有血有肉。他们好苦呀！”马望德先生不肯说灾民这样的话，硬是扒出一笔刁民账来——10万亿元“等于中国每个国民被从钱包里掏去7600多元人民币”。灾民们要知道这样算帐，还会说自己受灾是没出息吗？共产党当官的不喜欢马望德先生算帐——算什么账？算了让我还你公道？算了让大家跟着跳？……《中国科学报》（1999年改名为《科学时报》）曾回眸1998年度说，这一年：先是几位省级干部被曝光，接下去是一大官僚小官僚，连亚洲最大的车站工程北京西客站也牵出来了，据说，涉及金额亿计。最让人关注的要算陈希同了，在对他公开审判前，一家报纸这样说，尽管我们不能为等着这一天而什么都不干，但仍能指望让此事成为败类们的一个噩梦。切齿之声，如闻在耳。……（引自1998年12月24日《中国科学报》鲁风 等文）
为什么“切齿之声，如闻在耳”？往最低处说的7600元，对数亿贫困人口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这民心发生了什么变化，怕是存着最坏的恶意也猜想不到吧。
中国将来的命运无疑主要取决于90%以上受苦受难的民众，将如何对待腐败。不管权力集团内部如何苟合、争斗或者分化，也不管知识分子如何发挥作用，大多数民众对腐败或者继续忍耐，或者终于不再默默忍受，并且一定要清算，总是这个社会无法绕开的基本情势！将来的问题必定是：如果没有旷日持久的混乱，清算将以何种方式进行呢？是运动剥夺式的还是诉诸法律？清算会不会带来新的血腥？这些都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单独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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