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们理想中的历史英雄人物或现实中被塑造的英雄人物有“神经病”──那种称为精神疾病的东西，肯定会使大多数人尴尬。因为，作为一大群奴役的承受者，我们患有一种“英雄高大全”的妄想症。
这是由于我们在阅读与生活的细节中，已经被专制主义捕获──就象天文学上假定的地球与月球的关系那样。
对于阅读部分对人的影响，我曾以学术的方式定义为“影响人神经末梢的阅读”，并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即法兰克福学派巨匠霍克海默的例子，称他“警惕黄种人”的论调完全来自于在西方流已久的关于蒙古人的传说，以及东西方对“龙”的完全相反的理解。
英雄，伟大的人物有“神经病”已经不是少数的个案。由于基本知识训练如不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学的限制，我只能举一、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国著名的教育自由先驱孔丘，由个人不幸的经历，他患有现代人称的“被迫害妄想症”──某种怪兽的死亡被他想象成个人命运的象征；另一个是敢于将自己的精神生活史全面交给世人的法国大哲学家让。雅克。卢梭，由于一生历经毁谤与追捕，他也患上了“被迫害妄想证”。卢梭的“被迫害妄想症”状态远比孔丘要厉害。在晚年，他常认为有人要来害死他，甚至长时间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将窗户统统堵死。
被迫害妄想症是一个经历精神抑郁而后精神分裂，再致妄想的过程。
专制主义社会是三态病人最多的社会，换言之：一位生活在专制主义社会中的“英雄人物”患有某种程度的“神经病”并不是他的家族史的原因，而是来自于社会整体病变。能够印证社会学上的这种状态的历史，是历史上耶稣生活的时代。对那些稍有基督教史阅读经历或宗教研究兴趣的人来说，都知道在耶稣成为基督之前的巴勒斯坦社会，是一个到处都是“神经病”的社会。耶稣除了是一位手艺精湛的木匠、懂得药理的江湖医生，兼是伟大的传教士外，他更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医生。记录在《圣经》中的他治病赶鬼的行为，大多完全是喻体表达。换言之，宗教的世俗化意义就是一种精神治疗。
在罗马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民众们承受着双重压力，一是民族主义煽动下的反罗马情绪，在政治理念层面上，造成了帝国民众的深层“自我加压”，同时民众深盼弥赛亚（救世主）出现；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承受宗教贵族集团如解经者法利赛人的经济剥削，民族内部互仇的心理深隐与人们的思想角落。
在20世纪末期的中国，法轮功的练功可强身祛病与农村甚为流行的基督教“顶手绢”派（或称“蒙头派”）的祷告祛病，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耶稣变成基督”的一次复制。
中国民众虽无罗马帝国那样的外在压迫，但一直被高度泡沫化的民族主义形成的固定仇外心理无法在短时间（如50年）消解；同时，由于底层社会的经济收入过低且抗社会风险能力近乎为零，就无法对付来自于不法政治侵害（如司法欺压）、经济敲诈（医疗费用过高）诸种不义的行为，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耶稣成为基督之前”的历史复制──整个社会存在普遍病态心理。
这种病态心理导致了两种后果：
1、民间宗教的多元勃兴。即便排除来自专制主权能的歧视，同质教派中的互相攻讦也不可避免。所以说，专制主义在现代社会即国际环境中，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大众法西斯“社会共象”精神疾病与宗教的多元勃兴，实际上已经把传统社会送上了非古典的崩溃之路。
2、大众法西斯心理兴盛。这个以有精神病不同程度上重于各生活层次普通民众的那些人来主导的“新精神运动”，一方面要塑造自己的“高大全”（一定意义上是对批判对象的盗版），一方面不可能理性地对待社会批评──尤其是那种不来自于专制主义权能一方的批评。这从更广义的范围、更深的程度推动了非古典崩溃的产生。
打一个比喻来说：古典的崩溃就象突发的雪崩，犹如电影《白色地狱》的场面；非古典崩溃，则类似于全球气候变暖的长期效果，犹如电影《后天》的场面。然而，作为一个相对“杰出”的自由知识分子（或曰半个制度经济学家与战略研究者），我无能力判断非古典崩溃的现实社会后果。
这，也是我皈依基督教的一个学术逻辑结果。同时，我也知道自己在体制内时，每天都要与精神抑郁、精神分裂、（诸种）妄想症患者们打交道，也深恐自己成为某种类型（程度）的患者之一，所以就（在乡下老家休闲时）走进了基督教慕道友的行列。
我们目前确实生活在一个“耶稣成为基督之前”的社会精神出现总体病变的“共象”之下，所以当某个民间英雄人物被称为患有“神经病”时，我既不为之讳辩，更不对患病的英雄进行讽刺性批评。
因为且仅仅因为英雄们的病源来自专制主义的迫害！
当英雄湮灭在芸芸众生中时，我们仍要以宽容、同情的心理对待为专制主义权能服务乃至大享其利的人，因为他们比我们的自由主义英雄患病更深。正如我无法预知全球气候变暖式的非古典崩溃会导致怎样的社会结果，也不知道两群“神经病”人的最后对决会产生什么？
我对这个过程的恐惧，甚过了对结果的恐惧，因为且仅仅因为我只是一个凡人──虽然这凡人相对“杰出”！
越是精英，越容易患病。不是吗？那个有病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犹太人的官），要在夜里去见耶稣，求得心理治疗。
在一个普遍患有精神疾病的时代，这种现象也在重复。一个共产党员、一位高级干部不也要偷偷地去“拜佛（道）求神”吗？
那位听奉女道士的丛福奎，不就是共产党里的尼哥底母吗？
那位书房中佛香缭绕的李嘉廷，不就是共产党里的尼哥底母吗？
如果我们不对丛、李二人受到意识形态与刑事处罚报以幸灾乐祸的心态（──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尼哥底母们的病症比自由英雄们的“神经病”更为可怕。
（2006年9月23日，写于绵逸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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