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太上皇政治源于“尧禅舜继”与“舜禅禹继”的儒家神话。以道德史观如司马迁 的“究天人之际”而论，禅让政治有之两个特点：其一，继位者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摄政 实习，舜见习了30年，禹见习了17年；其二，老天子要与摄政新天子共同生活一段时间 ，尧在舜时生活了8年，舜在禹时生活了17年。
这种文明的传说为西晋时出土的文物《竹书纪年》所颠覆。《竹书纪年》的记载是：舜 之继位，是发动政变而囚禁了尧的缘故，即迫使老年领导人让出了权力。
如此，所谓舜禅禹继也就不足为训了。政变，已经成为最有效的体制内夺权方式。既便 当代亦是如此，失败者如林彪之欲图谋毛泽东，终至“9.13事件”发生；成功者如邓小 平，终至用“真理标准”打倒了坚持“两个凡是”的毛泽东钦定接班人华国锋。
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史卷中能够找出许多文明传说的反证，如曹魏之代东汉、宋刘之代东 晋，最血腥而最成功的则是唐朝初年的玄武门之变（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 李世民大肆杀戮宗室政敌后，迫使其父李渊自称太上皇。
确立于一场上政变的李世民政治的背后仍存在太上皇政治的影响，所以在重大政治礼仪 上，李世民对太上皇做出尊崇行为，如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在接见少数民族领袖颉 利可汗时，李世民仍以儿子的身份给太上皇李渊进酒。李渊也借此再挥权威，命颉利可 汗跳舞为寿，又有当时著名文人献诗，等等。
唐代初期的太上皇政治为唐代中后期政治提供了制度样本，如安史之乱时李亨在危机时 刻即位（是为肃宗），尊玄宗李隆基为太上皇。但事实表明：李隆基的生活远无李渊自 由自在，在郁闷中走完了残生。
太上皇政治的兴起，也为一些利益集团（特别是接近权力核心的食利分子组合）提供了 掌握国家的机会。唐代倒数第二个皇帝李晔曾一度被宦官所废，政变者迎立其子为帝。 此次政变虽未明确昭宗有“太上皇”名号，但因未进行人身消灭而只是一般性圈禁，也 当为太上皇政治的一个“极端案例”。
北宋末期的太上皇政治出现即徽宗赵佶禅位于其子赵桓（钦宗），实在是国家战争形势 严峻且老皇帝受了骗的缘故——有官员欺骗赵佶说：他是道教的某一高级精神领袖，即 是神仙，应该交出世谷权力。
为了让这次政治戏剧有更加庄重的色彩，赵佶还下了罪已诏即皇帝的自我批评与向公众 道歉的书信，在罪已诏中（公元1125年）他说：“现在不吝惜改正错误，可立即执行。 ”这一道德性举措也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寿皇帝南宋高宗赵构作了榜样。公元1162年 ，赵构在干了35年的皇帝后，下诏让位给太祖（赵匡胤）系的宗室成员秀王。在赵构看 来，北宋丧乱主要是太宗（赵光义）系的道德欠缺所致，他要主动将政治资源交回去， 以期树立一个道德标志。在他交出皇权后，又过了25年的无权生活。
在25年的无权生活中，赵构很理智地远离国家核心决策，即便对他辞位当年的新当权者 （孝宗）平反岳飞案，也没做出任何不同意的反应。因为，当时杀岳飞毕竟是不得已而 为之的，否则就无法争取到弱势和平。从道义上讲，岳飞之死也是一场政治谋杀。
南宋的第二位帝王孝宗亦效法其父，在其父死后两年（公元1189），将帝位传给了儿子 （是为光宗）。但是很明显，这次禅让所带来的太上皇政治远无上次那样的道德化，而 是发生了父子反目的丑闻。
这次丑闻缘于一次可能是自作多情的请示：关于光宗继承人的确立问题，其太太李皇后 去请示已退位的公爹，太上皇拒绝认可这一方案。李氏且羞且愧，就挑拔父子关系，称 太上皇有废黜今皇帝的意思。
光宗以不再去拜见父亲的方式对子虚乌有的所谓废立之意进行抗议，甚至其父丧事时， 他也不执丧，反称有病而不便行动。结果，太上皇的太太下令废其帝位，改由原来李氏 举荐的人选赵扩继位（是为宁宗）。
光宗成了两宋太上皇政治中唯一一位不自愿退位的皇帝。
中国现代政党政治并没有与传统实现“买断”关系，尤其在核心权力运作上，仍是政治 阴谋（如政变废黜）与太上皇政治两种形式相互交替。
国民党的独裁级第二代领袖蒋介石在宣布下野后，由李宗仁以宪法义务继承国家元首之 职。蒋介石过上了传统的太上皇生活，但他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太上皇更热衷于幕后掌握 权力，遂有“复出”的政治举措。
政治权谋上与蒋介石几为“一师之徒”的毛泽东也不甘以精神领袖的地位过太上皇生活 ，对党选国家元首发动突然袭击，造成了国家无名义元首而“以党代政”的运行模式。 作为太上皇政治，该波段的成本即“文化大革命”的废黜刘少奇国家元首地位的政治成 本，显然比对岸蒋介石“复出”的政治成本高多。
明显的对比就是：蒋氏掌控的国民党集团终于走上了解禁之路，而“非毛氏”的中共党 权传承增多了更大的随机性，所以太上皇政治一直在延续。邓小平之罢黜胡赵二人乃至 于要在1992年换掉江泽民，无非是太上皇政治的一个延续；而江泽民本人再续此“闹剧 ”，留陋于史，后遗症则是今日中共党内权力运行仍处于不稳定状态。
结语：中共应该揖别太上皇政治 粗略疏理中国历史上的太上皇政治，不难发现：（一）它的危险之处在于一个新的权力 机制可能要靠政变这种形式来确立，而政变的社会风险性太高（－－既便如赵构那么明 智的人也曾遭遇过“苗刘之变”而被第一次拥为“太上皇”）；（二）非家族政治的现 实无疑提高了朋党斗争的成本，现代“太上皇政治”无疑使“政党－国家－政府”的效 率大量漏损在一个执政党的不公开化内争上，“文革”几乎搞垮了经济、邓时代又出了 “六四”，实堪教训巨大；（三）世界政治文明越来越公认选举政治，由一个执政党操 控的名义化选举不仅有失国际威信而且也必将加大民间精英与体制内精英的对抗强度。
因此，在不突然解构现行“政党－国家－政府”运行方式的前提下，应中共当有两项战 略选择：
其一，实行充分的党内民主，像西方民主国家选举总统那样，中共党员人手一票地选举 最高领导人。比方说，从中共十七结束起，不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指定接班人。 既便有集体决定之先决意向，也应实行党内的差额选举。
只有充分利用社会给予的理解与忍耐，才能不失时机让中共内部的许多重大危机软着陆 ，以期在执政党与社会共同认可的某个时机使中共真正变为一个现代政治文明上的“执 政党/议会党”。
其二，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甚至在适当的时机给他们以备位的机会。当 然，这个“备位机会”应当通过一定的宪法程序确立。
在认可各民主党派的作用的同时，选择合适的时机开放政协。这个时机可以是中国议会 （人大）批准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时候。
中国政治文明的落后，决定了中国必然在世界格局剧变的一波中面临重大社会解构性危 机。从西方工业革命至雅尔塔体制的确立，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已经屡经颠覆，付出 的代价足够沉重；从雅尔塔体制崩溃即继苏联东欧之变以来，新一波冲击远未结束，而 本该在这一波趁势平滑转型的社会，先有1989年六四事件（太上皇政治的恶果之一）为先期阻滞因素存在，后又有个别利益集团掌握国家政权挑起了“没有硝烟的战争”—— 徒然使中国在宗教、人权领域与世界对立并与传统中的优秀脉流相揖别。
二十一世纪头20年里，将是决定中国今后二至三百年命运的关键时期，希望中共核心权力集团深察国内国际之变势，做出明智的选择。
2006年9月27日写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