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倒扁运动发动环岛游行，经陈水扁鼓动「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的台独情绪，民进党也发起三十万民众挺扁。一场民粹运动，眼看就会爆发暴力冲突，台湾的前途，深为世界热爱民主自由的人士忧虑而关注。
倒扁运动虽由施明德发起，得国民党支持。国民党大报《联合报》的社论，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认为倒扁运动，应该不计后果，不要理会对民主宪制的冲击，就像历史的土石流，不随个人的意志转移，先让它滚流爆迸了再说，《联合报》社论说：
「充满爱国热情的五四运动发生之际，怎么会想到后来整个救国运动竟被共产党主导，而使中国社会陷于数十年的赤色炼狱之中。中国后来虽陷于中共政权的赤色炼狱，但后人却不能因『后见之明』而认为五四不应发生；同理，即使如今面对贪污腐败至如此地步的陈水扁政权，后人亦不能否定台湾当年的民主宪改运动。其实五四当年，各界对中国的走向不是没有辩论，更不乏有人对社会主义的救国方案持保留看法，后来亦印证了这类见解，确属『先见之明』，但是，历史的土石流一旦爆发，即不随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联合报》的「土石流」论者结论说：「陈水扁这一场自欺欺人又贪腐无状的土石流，非滚开不可；至于随它滚下来的究竟是国之砥石，或是另一场泥沙俱下的土石流，则不妨将这个课题留给历史。毛泽东滚开了，历史赐给中国一个邓小平；待陈水扁这块自欺欺人的挡路石滚开，历史难道会残忍到竟赐给台湾一块比陈水扁更恶劣的顽石？不会吧？」
「泥石流理论」充满革命的浪漫激情，但这种观点如果代表了当前国民党的主流思想，则国民党的政治智慧，无疑相当令人质疑。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H.Carr），是记者出身，在外交部供职，后来专研俄国史。但卡尔最为欧美民间所知者，是一册通俗的小书，名叫《历史是甚么？》（WhatisHistory?），在这本作品，卡尔认为，一个「历史学家」，不是一个「编年史家」。编年史家只须考证大事发生精确的时期和地点，但一位历史学家，却必须解释许多宗史事发生之间的经纬脉络、因果关联，指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模式。
卡尔认为，史事述的精确，只是最基本的责任。夸赞一位史学家考据出一宗事件的人物时地的真相，如同夸赞一位建筑家选用了正确的水泥木材工料。对于一幢伟大的建筑物，选对了水泥木材的工料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设计。同样选用了玻璃和钢材，美国的贝聿铭与英国的诺曼霍斯特就是风格不一样。历史学家的资料考据固然要正确，但这只是起码的责任，他拥有了资料，如何诊断历史纵横的脉络，论证一个时代的历史规律，才是一种美德。
这就是一个史学家看待当前的台湾倒扁运动需要的思想高地。一个史学家会指出：五四运动虽然充满爱国热情，但盲目打倒孔家店，废除文言文，以科学和民主为口号，只是一小撮读书人挟梦想强行走上街头，为日后更激进的列宁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做了开路先锋。虽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英雄造时势，历史毕竟是人为的泥石流，以后的泥石流往往超脱了人为的控制，向灾难的方向发展，因此一个历史学家完全可以科学地论断：五四运动是幼稚而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
身其实也是「泥石流理论」的历史受害人。张学良一九三六年发动军事政变，挟持元帅蒋介石。以当时的气氛，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追剿「长征」之后的共党残余势力，但东北乡亲，华北父老，还有上海的左倾知识分子报纸舆论煽动的民情都是马上要抗日。
张学良「西安事变」的后果，是直接协助了中共的扩张，几十年来，连国民党的历史学者也为此懊悔不已，指张学良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如果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在生，他们会不会认为西安事变的历史泥石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为中国的国运带来幸福与光明？
台湾《联合报》社论天真地问：「待陈水扁这块自欺欺人的挡路石滚开，历史难道会残忍到竟赐给台湾一块比陈水扁更恶劣的顽石？不会吧？」一九四九年的蒋介石政府，家族贪污，官吏腐败，延安的武装颠覆势力，也一度令中国的「知识分子」充满幻想，以为百万雄师渡江，南京危城落日，是「人民革命」的一股泥石流：「待蒋介石这块挡路石滚开，历史难道会残忍到竟赐给中国一块比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更恶劣的顽石？」会。蒋介石再独裁，也没有摧毁中国文化的基石，没有摧毁中国的伦理道德，没有发动学生打老师、儿子打父母，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蒋介石这堆泥石流滚开了，历史赐给中国一个毛泽东。
所谓「从历史吸取训」这句滥调，就是这个意思。读历史已不是只为了考据「中华民国亡国于一九四九年」的事实，而更为了研究古今许多泥石流以「英雄造时势」或「时势造英雄」的藉口，以浪漫的激情为外衣，如何创造了一场场愚昧的灾祸。既然历史的土石流一旦爆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则土石流更易为野心家、权术士、暴君独裁者在后期诱导而骑劫，人类的历史往往是悲剧的一再重演，正因为许多身在局中的泥石流的弄潮儿，自以为在创造历史，最终其实是受到历史的愚弄和嘲讽。
《联合报》的社论说：「陈水扁现在正是一块必须滚开的巨石，它不滚开，不符宪政正义，亦不符历史正义，至于在它后面有甚么石头会随它滚下来，那却是历史自己会处理的问题。」
「历史」从来不会处理问题，也不必处理问题，人民才会承受泥石流的灾难后果。泥石流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时代的变动，往往开头由一两个「魅力领袖」率先振臂一呼，法国大革命的罗伯斯比尔如此，俄国的列宁亦如此。因此历史学有所谓「偶然主义」的争论，例如假设当年刺杀奥国太子斐南的阴谋不成功，斐南太子的座驾车司机驶错了路线，避开了埋伏的刺客，会不会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被通缉的列宁逃亡，如果不是牙痛，脸上包了绷带，被沙皇政府的士兵认出而逮捕，二十世纪会不会出现共产革命的一场人类浩劫？
「正义」是一切革命者的旗号。民主宪政的正义，就是法治的契约精神，并无其他。《联合报》社论代表的国民党人思想，或在蒋家时代的极右独裁，或在陈水扁时代之极左激进，原来是这种程度，则难怪国民党自蒋经国之后，受到全球民主化的泥石流的冲击而旁徨，因为他们不是台湾民主的创建者，而是随波逐流的一叶孤舟。他们问：「历史难道会残忍到竟赐给台湾一块比陈水扁更恶劣的顽石？」中国的导弹集结对岸，美国自顾不暇，李登辉谋定而后动，对于以马英九、连战之流的南宋江山的遗民余孽，对于愚昧而又充满激情的人，历史往往是残忍的，而且残忍得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