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意大利的女人死了，中国的新闻记者如丧考妣，这个女人是法拉奇。
《南方周末》为此刊发了邓科的评论文章《什么造就了法拉奇神话》，同时在文化版块对她进行了详尽介绍。这个女人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中国新闻界的传奇。她以平等的视角和若干国际政治巨擘沟通交流，甚至嘲讽贬斥他们：她“调戏”基辛格、激怒霍梅尼，她的采访没有什么禁区概念，有时候也不顾及那些所谓“德高望重”的领导的脸面……——这在中国记者看来简直是神话。
经历了文革中的愚忠，经历了崇拜的盲目，中国记者的脊梁就没有直起来过。在很多领导面前，记者什么都不是。当然不要说记者，就是在蒋介石时代最有骨气的郭沫若先生都像狗一样摇尾乞怜，记者作为御用的被豢养的存在，自然都是可怜虫。于是法拉奇来了，法拉奇采访了邓小平，法拉奇在中国火了。一个记者能够这样和我们的领袖说话，这一点无疑大大的震惊了当时的记者群体，这一点也无疑让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大开眼界。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等级秩序的社会中，一个小记者也敢“信口雌黄”，这是很多老百姓不敢想象的。即便放在现在，这样的记者也还是没有的。
当然，中国倒也不是没有产生过这样的记者。民国时期，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史量才先生依然捍卫新闻的尊严，从内心的正义出发。当然，此前还有邵飘萍等等，中国新闻史的开篇还是有几个坚硬的肩膀。不过自从人民共和国肇造，罗隆基、章伯钧这些有着理想主意色彩的人也被党魁收拾，于是举国谙哑。所以中国的记者，离开新闻公正离开监督制约政党政府的使命远矣。没有人愿意去拼争，甚至有很大一批记者凭着采访证件也享受起体制的优待来，所以中国的记者也就愈发的不被人民尊重。
记得当初在陕报的时候，就有一个编辑部主任享受着体制内的诸多好处，却又想像法拉奇一样拥有自由的人格。他开口就是李普曼的荣耀，闭口就是记者头上有青天，我当时就很鄙夷这个哥们：“既然做了婊子，就应该把牌坊给那些忍受了孤寂的人。”
李普曼的荣耀是自己争来的，法拉奇的荣耀也是自己争来的。他们用令政治家们不舒服的语气发问，他们注定失去那些尘世的“幸福”。而中国的记者只有羡慕的份，因为大家都是那样犬儒的活着，一个新闻人应该坚守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虚弱不实在。于是很多人成为了商业作家，把职业当成谋生和富足的手段，比如有一个叫做吴晓波的小伙子。还有的人彻底的背离了新闻，和一些政客堕落为无耻。
法拉奇走了，中国的记者却还都小，他们的灵魂卑微而幼稚。
（如果不能做一个优秀的记者，我宁愿做一个有着优美灵魂的人。所以我转身离开了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