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9月27日召开常务会议，对河南省及郑州市违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建设龙子湖高校园区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这一消息，在自今年4月开始国家开展的新一轮土地调控大背景下，特别引人注目。对于这件事，我看了大量报道后，感到有一个问题非常引人思考，即：对违法批准占地的责任者“中国式严肃处理”应当终结。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看看河南省和郑州市的违法批地事实：据国土资源部的调查，自2003年起，郑州市金水区政府就按照省、市政府的安排，与龙子湖园区的13个自然村签定征地协议24份，共计征收土地14877亩，其中包括一般耕地3118亩，基本农田6417亩。占用如此大面积土地，完全超出了省政府的批准权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征用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耕地超过35公顷，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顷，都需要经国务院批准。而郑州在龙子湖园区占地远远超过了这些数量，没有履行法定手续，属于严重违法。
对于郑州的这一严重违法占地案件，国务院的常务会议称：进行了“严肃处理”。“严肃”到什么程度呢？处理结果是：对河南省政府通报批评，给予原任河南省副省长、（现任省政法委书记）和郑州市委书记党内严重警告。另外，国家监察部决定，给予河南省发改委主任、郑州市一副市长降级处分，给予郑州市长、郑州市长助理行政记大过处分。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违法批地多达1，4万亩的案件中，由于国家监察部和国土资源部的介入，受到处理的只是省级干部1人，党内严重警告；市级干部5人，两人降级、两人记大过，一人党内严重警告。值得注意的是，从新华社的报道中看，在被处分的个人当中，“有两名官员属于边违法边晋升：一是王文超，由郑州市长晋升为郑州市委书记；一是林景顺，由河南省国土厅长晋升为省发改委主任。如果说这样的处理结果也被称做”严肃“的话，那只能是”中国式严肃“，离真正意义的”严肃“还有不小的距离。
那么，什么是真正意义的“严肃”处理呢？我认为，就是对每个人的处分结论无论是依法还是依纪，都能够做到处分有据，那条那款能够对照，这一点，现在还没有做到，行政色彩还比较浓。我们看到的所有报道，都把郑州的这一案件叫做“违法”占地案，但从处理结果看，并没有依“法”处理，而是依“纪”处分。难道说郑州的这起案件没有触犯法律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10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反土地法规，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或者非法低价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根据《刑法》这些规定，法律设定了“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与此同时，对于“非法批地”在什么情况下属于“情节严重”，最高人民法院还于2000年6月19日发布了“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批准征用、使用土地，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按刑法第410条规定，以”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定罪处罚：1，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田10亩以上的；2，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田以外耕地30亩以上的；3，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其他土地50亩以上的。
由“刑法”规定的“非法征用、占用土地罪”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非法批准征用、占用不同地类的土地分别达到法定的数量以后，就触犯了法律，责任者就应承担法律责任。郑州这起多达1，4万亩的违法占地案件，其中有基本农田6000余亩，其他耕地8000余亩，大大超出了法定的违法数量，为什么不去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呢？有专家认为，一些政府的违法批地，是“因公违法”，不符合《刑法》第410条规定的“徇私舞弊”前提，那么，同样是这一法律条款，还有“滥用职权”的前置词，难道说一些政府大规模违法批地不涉嫌“滥用职权”吗？再说，面对长期存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批地行为，为什么有关部门不通过法定程序修改这一规定呢？这样总把“违法”批地行为当作“违纪”去处理，怎么能称为“严肃”呢？
郑州这起违法批地案，既然没有依“法”处理，从处理结果看，就是依“纪”处理的。那么，是否达到有关党纪处分所要求的标准呢？按照中纪委2004年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0条规定，拒不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决定，或者故意作出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决定相违背决定的，给予严重警告或撤消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第109条规定，非法占用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出让、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消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我们可以对照这些十分明确的党纪条款，分析一下郑州市违法批地的责任者，是否受到了应有的处分：
新华社9月30日发布的《郑州市违法占地案查处始末》长篇报道中，有两个细节特别引人关注：一是这起严重违法占地案总根源是河南省政府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于2002年12月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原则确定在龙子湖地区建设高校园区。此后，省、市先后批准12所高校入驻该园区。二是2003年2月，在国家第一轮宏观调控中，就已经开始整顿土地市场秩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龙子湖地区开始非法征地、拆迁，2004年国土部对该区进行检查后，明确要求整改，但不仅没有整改，还继续进行违法建设。这两点都说明，这一违法案件“情节严重”，既涉嫌党纪中“拒不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决定”，又属于“故意作出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相违背决定”，按照党纪规定，应给予“留党察看”、“开除党籍”或“撤消党内职务”处分，而目前给予相关责任人“严重警告”的处分，与事件定性和所给予的处分，对照党纪处分条款明显不符，处分偏轻，难以体现处分中的“严肃”性。
在对违法批地案件的处分上，“中国式严肃”有这样几个特征：在报道中一再突出“违法”，在处理时总是按照“违纪”，很少有官员被以“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追究刑事责任；对处理结果的公布，不公开所给予处分的依据，不利于广大党员、干部对处分结果的公正性予以监督；对违纪官员、特别是党和政府主要领导的违纪处理，只有上级组织部门决定，没有引入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机制，使一些处分决定公布以后与民意预期较大，有关部门也很少解释其中原因。
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违法批地、违法占地越来越严重，为什么中央关于土地调控的政策在一些地方执行不利，客观的讲，这里既有地方利益、政绩冲动等固有的因素，但国家对那些在全国影响较大、或者严重违法行为的责任人处分从轻，违法者的政治和经济违法成本太低，对其他同类情况者构不成威慑，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遏制行政违法势头的蔓延，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成本，终结“中国式的严肃”处理方式，在现阶段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