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赛弗尔特的《世界美如斯》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一直以来让我关注并迷惑的是，当阿多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在充塞他的内心？诗的缪斯远游了，而什么样的幽灵浮现了呢？伤痕累累的心灵在沉默又剧痛的历史面前战栗着，集中营里的尸体嗫嚅着末世的梦魇，它们拒绝被掩埋、被遗忘。于是，关于证明世界冷漠、现实让人发抖的一切真理开始让我们兴奋、眩晕。现代历史之所以是一场场灾难，也许并非仅仅是那地狱场景不断的俗世再现，而更可能在于那遗存的漫无边际的阴影，在不断僭越着真理、控制着言说、遮蔽着寻求安宁和幸福的眼睛。多年以后，阿多诺收回了这句话，他认为“长期受苦的人们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呼喊”。很可惜，一种平凡而乐观的诗学反省并没有发生，真理带着它的伤疤继续寻求着倾诉者，于是格拉斯宣扬，在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为了防止悲剧历史的重演，必须把揭开的伤口始终暴露在那里。凯尔特斯也认为，在奥斯维辛之后，就只能写奥斯维辛，此后发生的一切，均与这一人间地狱有或隐或显的联系。
在阅读赛弗尔特晚年的回忆录《世界美如斯》的过程中，我不得不做着这陈旧而滞涩的历史诗学的思考。似乎只有重新还原这部平淡而真诚的回忆录所隐去的历史的沉痛与记忆的深重，我才有信心在一种朴实的美感——声色之乐与世界之美——面前坦然接受历史合法性的质问。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里，赛弗尔特被命名为“民族诗人”，而捷克这个民族在米兰？昆德拉“欧洲小民族”的观念里是如此尴尬：“在它们历史的这一或那一时刻，它们全都等候过死神的召见；它们总是碰撞在大民族傲慢的无知之墙上，它们时时看到自身的生存遭到威胁与质疑；它们的生存确实是个问题。”所以他在《笑忘录》里沉痛地说到：一个民族毁灭于当他们的记忆最初丧失时。捷克民族所要铭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为什么哈维尔对米兰？昆德拉拒绝做一个“战士”耿耿于怀呢？对于整个捷克的现代史而言，几乎每一场欧洲战争和专制主义灾难都深刻地危害到它和它无辜的国民，铭记历史对每一个捷克知识分子而言是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即便这种历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强制性会干涉个人的自由，就像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所讽刺的那种政治“媚俗”。这种记忆的自觉性是根深蒂固的。克里玛说：“如果我们失去记忆，我们将失去我们自己。遗忘是死亡的症状之一。没有记忆我们将不再是人类成员。”这就和奥斯维辛之后的诗学困境一样，灾难之后就只能记忆灾难了，失去这种记忆似乎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或者，同时失去了对历史受难者的责任。但是，以此为指归和向度的文学必然变得沉重，甚至带着历史话语僵硬的臃肿感，文学岂不成了历史的附庸和傀儡？赛弗尔特在一个访谈中说：“诗既不应该是思想性的，也不应该是艺术性的，它首先应该是诗。就是说诗应该具有某种直觉的成分，能触及人类情感最深奥的部位和他们生活中最微妙之处。”这一纯粹艺术本位的思索经常被捍卫这一原则的人所引用，但这并不证明赛弗尔特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或者，他也不是一个有勇气去超越民族和历史的狭隘限制的诗人。因为他同时认为：诗人是民族的良知。这句话尽管听起来似乎振聋发聩，让那些民族主义者血脉贲张，但它的大而无当在很多时候对文学是有害的。可是在历史面前人的意志是脆弱的，人的诗学幻想是赤裸裸地贴近现实的——无论它是多么纷乱和迅疾，赛弗尔特的大部分诗歌都在实践着诗人强烈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即所谓的“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融为一体”。即便在《世界美如斯》里他仍然讲：“我是赞同诗歌介入的，当然作家要有充分的自由。任何一个诗人都不能对人民和全民族的事业漠不关心。特别对我们这样一个经常受威胁的小民族的诗人来说更是如此。介入当然不等于随声附和。诗是关于真理的对话，应该是炽热的、感染人心的。”（《与弗朗基谢克？赫鲁宾的谈话》）这里的诗的自由显然要在“小民族”历史所揭示的触目的真理面前停滞不前，这种矛盾性在捷克的作家中是一个无奈的普遍现象，而且也一直纠缠着现代以来很多国家的文学思索。
“即使在被极端地剥夺了自由的情境中，K仍可看到一个等着水罐里慢慢流满水的面容憔悴的姑娘。我说过，这些时刻就像朝远离着审判的景象打开一会儿工夫的窗户。朝向什么样的景象？我将把隐喻明确化：卡夫卡小说中打开的窗户朝向托尔斯泰的景象；朝向人物始终把持着——纵然是在最危急的时刻——自由的决定权的世界，正是自由的决定权给了生命以幸运的不可估量性，后者恰是诗意的源泉。”米兰？昆德拉嘲讽了政治流亡者矫情的“四十年可怕记忆”，那种把历史和诗意“奥威尔化”的做法虚妄又浅薄，他认为坚硬的观念世界需要不时打开诗意的“窗户”，诗学自由在某些时刻比一切都要重要。但是，虽然他离开了捷克，表面上摆脱了庸俗而虚伪的历史奴役，实际上却在更深的层面上承担着“真理”无情的煎熬，他比任何一个捷克作家都更加难以忘怀历史，以及它的情境所折射的复杂而零乱的镜像。米兰？昆德拉之所以在他的《小说的艺术》里贬低柴科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和雨果的浪漫主义，推崇雅纳切克，实际上是源于历史思索对诗意世界的狭隘化——他已经不能鉴赏浪漫主义的单纯和“稚嫩”了。克里玛亦是如此，他说：“我所达到的认识和我试图表达的是：在这个世纪我们作为个人和作为团体成员所经历的非同寻常的经验，可能使得我们迷失得更远。因为想要从我们受苦经历中得出结论，我们会被导向致命的错误，不是把我们引向我们想得到的自由和正义的境地，而是把我们引向相反的方向。对这些人本身来说，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我们若是和自身的经验保持一定距离，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一睿智的历史思索非常独到，可惜他和“自身的经验”之间保持的距离，还不够宽阔。他的《我快乐的早晨》与赫拉巴尔的《底层的珍珠》等，形成了某种一致性的背谬，小人物或所谓的“巴比代尔”（PABITEL），除了使得现实生活的悲惨显得荒诞而幽默之外，并没有真正实现超越历史记忆的诗学自由——辛酸与苦痛反而更加剧烈。当然，即便如此，捷克的作家仍然依赖于一种不断延续的精神品质，维持着他们面对残酷而苦难的民族境遇时的那种伟大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依存于他们民族性的根深蒂固的“退缩”，这是一种更为重视现实感受的朴素的人文精神，尽管它会经常受到莽撞的英雄主义的嘲笑。所谓的“布拉格精神”，正如布拉格的建筑所呈现的那种微型化的比例感所传达的，一种有克制的激情在培育着关于“忍耐”及“不屈不挠”的智慧。这种智慧在现代历史中并不稀缺，或者说它在世俗的人朴质的生活中是永恒的，但知识所构建的关于现代的真理，以及这种真理所驱使的历史记忆把它们忽略了，关于人的丰富的生活所传达的另一种历史被抽象的话语系统吞噬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奥斯维辛之后的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就是：忘掉奥斯维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赛弗尔特的《世界美如斯》才具备了不平凡的启示性。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赛弗尔特这部晚年的回忆录比他任何一首诗歌都更加“诚实”。也许散文的笔触容纳了更多舒缓而闲适的怀想，容纳了更多鲜活的人物在跌宕的历史舞台上的生死翕张，容纳了每一个细微的事物观照自身的恬淡和忧伤。在一段充斥着现代性灾难的历史之后，在一个小民族无语的苦难面前，赛弗尔特却坦然地赞美这个世界——“世界美如斯”。奥斯维辛之后不仅要写赞美世界的诗篇，而且在奥斯维辛发生着的时候，世界的美丽仍然在坚强地传递着希望的火种。在赛弗尔特这部回忆录里，坚硬的观念历史退场了，生活以无限丰满和细致的面孔呈现。“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匆匆忙忙，匆忙中失去了许多，为的只是不停地向前，不停地自我延续。为了不断求新，许多事情在遗忘。然而许多事情却会重新闪光，使事物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以及人类思维的轨迹历历可见。瞬息的雨水冲走路面上的白色标记，但天上的标记华光四射，蜡烛的小火苗在熄灭，但烈火将升起，将重新熊熊燃烧。”（《证词》）是的，某些事情很残酷，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铭记，但在那苦难的岁月里并不缺乏爱，世界之美从来就没有停歇过。“生活中毕竟有一些我们所爱的事物是能够用我们的双手和心灵把它们保存下来。因而爱也是有可能始终不渝的。”（《厄俄斯，朝霞女神》）正如他在晚年的一首诗里所写的：“我将告别那/窗前鸟儿的歌声，/花儿甜美的芳香，/还有那双双心爱的眼睛，/它们伴我终生直到今天，/如同天上的星星。/”“我若回顾自己的一生，/似觉得，/这几乎是我值得为之活着的/一切。”在《世界美如斯》里，那些历史湮没了的鲜活而渺小的人物、亲切而缓慢的生活细节、忧伤又恬美的爱情记忆、静穆又随意的诗学思索，如清晰而流畅的溪水在干涸的历史表层唤醒着希望。历史本身在它幽深而丰富的内心里发现了一张别样的面影。展示伤疤、铭记地狱里的火光，并不能拯救人性的恐惧，尽管忘记历史的残酷有可能导致悲剧的重演，但背负着历史的沉重不等于是在不断地“鉴赏”噩梦吗？记住历史之恶和真理的严肃性，但同时不能丧失对爱、对生命、对生活的诗意的敏感，这实际上很难，尤其对知识者而言。赛弗尔特在《世界美如斯》里所实现的这种境界，其实是一个蜕变和醒悟的过程，有时候你不得不认为这与年龄有关。在《暗杀克拉玛什博士》里有一个细节很有意味。在政局动荡的年代，有一天，当赛弗尔特向他的一位朋友兴奋地讲述完刚刚发生的暗杀事件以后，那位朋友“出乎意料之外地没头没脑问道：”你看到过花园里玫瑰厅旁边的那棵银杏树了吗？‘“塞弗尔特不得不摇了摇脑袋。可见，年轻时的赛弗尔特也曾经被纷繁而虚幻的现实所迷惑，而忘却了生活中展示着的美和生机的细节，或者是米兰？昆德拉所谓的诗意的”窗口“。这让我想起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一个类似的情节，逃学中的霍尔顿问出租车司机：到了冬天的时候，公园里的野鸭子到哪里去了呢？而出租车司机却为这不着边际的问题感到不耐烦。所以，对于《世界美如斯》而言，更让我难以忘怀的也许是那个溜冰场边拿着紫罗兰装饰手袋的女人、慷慨的帕利维茨、科尔曼先生的匈牙利熏肠、那只厨房的时钟和妈妈的歌声、巴尔纳什少画了十几个天使……这一切并不是用以替代历史的苦难记忆的，也不是用来麻醉理性的意志的，它们是在抚慰那些饱受煎熬的人性，强化这样一种认知：人是诗意的安居。而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有诗人，才有本真的安居。赛弗尔特以晚境的反璞归真，以拥抱尘世的巨大热情，以讴歌女人、春天和美的”固执“，”在暴政与疏离的现实里，他召唤出另一个世界——一个存在于此时此地的世界，一个存在于我们的梦境、意志和艺术当中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和谐、美丽的韵致才是人性最终的栖息之地。
但是，赛弗尔特所召唤的那个世界并非如“世界美如斯”那般吸引人，人们，尤其是那些迷恋着揭示世界之恶的真理的人们，耽于一种被碰撞、震惊、刺痛的快感之中，看吧，世界并不是那么美好的，它只不过是恶与恶之间的追逐，看看奥斯维辛的屠戮吧……现代以来的哲学和思想史始终纠缠着这种病态的致思模式，多少伟大的心灵耗尽心血所揭示的真理，要么是荒诞的，要么是分裂的，要么带着末世的挽歌情调。理性的繁殖所产生的智慧和真理，是用来伤害人性、把人性驱逐到恐惧之中的吗？这是一种宿名的圈套，还是诸神对西西弗斯的惩罚的再现？“当对大地的想象过于着重于回忆，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灵深处升起：这就是巨石的胜利，这就是巨石本身。”诸神对西西弗斯的惩罚也许并非仅仅是那无休无止、无效无望的劳动，而更可能在于那痛苦、那屈从、那反叛、那胜利、那幸福都宿名般与巨石相联系——那臃肿的体积和坚实的重量无处不在。加缪给予了西西弗斯的荒谬以英雄的称号，一种现代英雄主义对命运的斗争，被冠以存在主义荒诞的“幸福”感受。但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吗？如果加缪认为，“在他下山时，他想到的正是这悲惨的境地”，那西西弗斯在什么时候去体验幸福呢？难道我们真的要背负着巨石、怀揣着破裂去享受幸福吗？用以克服荒谬的理性却以一种荒谬的形式重建着人们的幸福观，似乎这又是知识者自娱自乐的话语想象——而真正的幸福是鲜活而切实的。我想，西西弗斯下山的时候不需要去想巨石，他可以回忆往昔美好的生活，他可以去留意一朵新绽放的花朵。我甚至还想到：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的时候，也有那么一刻忘掉了它。而赛弗尔特也许就是这样一个被诗学唤醒的西西弗斯，而《世界美如斯》就是那朵被忽略的奇葩。
石、怀揣着破裂去享受幸福吗？用以克服荒谬的理性却以一种荒谬的形式重建着人们的幸福观，似乎这又是知识者自娱自乐的话语想象——而真正的幸福是鲜活而切实的。我想，西西弗斯下山的时候不需要去想巨石，他可以回忆往昔美好的生活，他可以去留意一朵新绽放的花朵。我甚至还想到：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的时候，也有那么一刻忘掉了它。而赛弗尔特也许就是这样一个被诗学唤醒的西西弗斯，而《世界美如斯》就是那朵被忽略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