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阅读刘醒龙的作品，接触刘醒龙本人，让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触：刘醒龙是个被误读了的作家。他的作品，有着太多的当下的现实元素纠缠在里面，因而他本质的文学追求屡被湮没在其中；他的为人，富有激情而且率性，就像他的博客上不停眨动的眼睛，充满了年轻的活力，让人忽略了他的沉静和对人生、对社会的温暖的体贴。一个仍然执著于自己理想的文学老男人，这是他给自己的画像。我以为，除了那个老字，很是贴切。
文学就应该是傲然的
刘颋：在众多的文学期刊“变脸”来寻求生路的时候，你出任《芳草》主编，考虑过刊物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的生存压力没有？
刘醒龙：从前我没有细想这些。接手操办新的《芳草》后，很快就变得疑惑起来：作为整个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在国家财政对各项投资处在绝对垄断的现实状况下，将以传承人文精髓、强化民族灵魂作为目标的文学强硬地推向市场，是一种不可以持续发展的行为。事实上，在接手这家刊物之前，有关方面就考虑到了，不仅不要我们四处找钱，还不让我们四处找钱，办刊物的经费基本上是专项资金来处理的。这应该是文学在市场深渊中翻腾多年后，社会整体对其应有的重新认识。不是倒退，而是很大进步。因此，我始终坚持，不承担经济压力下的责任，我只承担在刊物办得好与不好的压力下的责任。
刘颋：从专心写作到出任杂志主编，将如何延续你的文学理想？
刘醒龙：乡村中爱说，凡事老了都会成为精怪。我也该成为妖怪级的小说家了。多年的饱经沧桑，确实将人磨练得老奸巨猾了。小说散文诗歌的好与不好，看几眼就明白。是不是真正在写作，也不会听信现今越来越多的蛊惑之词。五十岁的文学老男人，更懂得浪漫，也更珍惜理想的价值。在杂志的扉页上，有我撰写的两句话：汉语神韵，华文风骨。本来原意是：优雅汉语神韵，傲然华文风骨。是两位年轻的副主编劝我改成现在这样，他们认为意思说得太明白，有伤人之嫌。文学就应该是优雅的，文学就应该是傲然的，二者缺一不可。没有优雅神韵的傲然容易轻狂，没有傲然风骨的优雅会流于媚俗。
乡土意味着安宁和幸福
刘颋：《芳草》开设了“田野文化”专栏，立足于田野，着眼在文化。不久前你将“应景、记录、妖魔化”总结为“中国乡土文学的三大败笔”，指出了乡土文学现今发展的症结。你个人的创作始终把目光投注到乡土上，乡土在你的创作中有着什么样的意味？
刘醒龙：灵魂！血脉！肉体！日常生活中所走的每一步路。夜里做梦时总在闪现的魔幻细节。笔锋绕得再远也要回去的归宿。不只在文学，生活中也一样。在幸福面前，乡土是一种痛苦。在痛苦面前，乡土又是一种幸福。在浮躁面前，乡土是一种安宁。在安宁面前，乡土又是一种浮躁。在虚虚实实的人生中，乡土总是处在虚的位置上，与功利性的实无关。任何对乡土有所欲望的文字，都是可耻的。
刘颋：如你所说，乡土应该是人类最后梦想的栖息地了？那乡土文学呢？
刘醒龙：说出来很多人不喜欢，我自己其实也不喜欢：乡土给文学以生命，文学却是乡土的挽歌。
刘颋：为什么？
刘醒龙：说俗一点，文学是人的一只慧眼，专门用来看肉眼看不到的事物，存在的、可能存在的和根本没有存在过的，都在其视野中。在文学中，理想主义者的灵魂是悲悯，浪漫主义者的骨子是真实。面对乡土，也难例外。文学看得见乡土的虚虚实实、林林总总，所以才比乡土本身更痛苦。
刘颋：说起你的创作，人们习惯性地联想到现实主义冲击波和乡土小说，你个人认为呢？
刘醒龙：不只是因为办刊物，这之前，我就经常收到稿件，也接待了不少作者，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会喜欢我的作品。说这些话的人，都自认为与我既往写作风格相近。姑且不说是不是真的相近，他们显然忽略了一个常识，骗子当然最了解骗子，毒贩子才是最了解毒贩子的人，拿着一个滥竽充数的东西去找最了解这种东西的人，简直就是自投罗网和送肉上砧。从九六开始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存在着巨大的误会。就像台湾的“三一九”枪击案，现场都搞错了，自然不会有正确结论。如同当下台湾人将真相厘清寄希望于二〇〇八年马英九的上台，我从九九年开始用六年时间来写《圣天门口》，也是希望文学界回过头来，厘清什么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
刘颋：你的作品，问题意识或者说忧患意识比较突出。你认为，小说家的职责是什么？
刘醒龙：“问题意识”是从五十年代的旧文学理论中提出的，是文学沦为工具后的一种意识形态变异。“忧患意识”则是这种变异的变异，它只是貌似文学，骨子里仍旧是为政治服务的一种工具。当前的小说实践，早已超越了。我所说的是好小说，是被强迫归类其实大不相同的那些小说，早已从单纯的批判，寻觅到从文化到人性的深入认识。小说能做到是对在人性背景下的人与社会的审美。也许这就是小说家的职责吧。小说就是小说。那种说某某作品是宣言、檄文和判决书的时代，应该永远成为历史。
刘颋：你的意思是对人与社会的审美表达是小说家的职责，正如你在《圣天门口》中饱含热情去表达的理想社会和高贵人性？
刘醒龙：从文化的一脉相承上，《圣天门口》由虚的女娲杀共工至孙中山任民国总统开始，到实的从辛亥革命后期的乱世至文化革命高潮迭起，进行了一次梳理。正如你所说的，许多所谓推动历史前进的因素，只是龙舟上的两排浆，如果没有摇橹者的指挥与把握，注定要乱作一团。在人的进化史中，贪欲和施暴，正是这样的两排浆。过去一百年，文学承袭了太多《水浒》习气，口称最伟大的《红楼梦》只不过是场面上少不得要耍一通的花枪。社会这条大船要前进和不被沉没，核心还是因为有我们的理想是要追求理想的人性。
小说不仅要有语言的优雅，还要有骨子里的高贵
刘颋：你的小说很注意语言的质地。《圣天门口》尤其注意了不同人物的人物语言的风格和特征，而且小说的叙事语言在保持整体风格的同时又局部地有所变化。
刘醒龙：《圣天门口》实际上只采用了二十几个方言词汇。汉语本来是非常美的，但是我们的语言现在越来越粗鄙，越来越直截了当，越来越不含蓄，失去了汉语的优雅，这其实是很可怕的。所以我要部分地回到方言，将我特别喜欢的那些，用在小说里。我们的方言，无论从音律、音韵，包括意义，比现在流行的都市语言要强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圣天门口》只用了二十几个词汇就感觉通篇非常地出彩。我以为，作家在小说中的艺术含量，恐怕与他对方言对母语的那种理解那种传承是成正比的，这就是小说家的宿命。也可能你在这种宿命里走很远很远，走着走着发现全搞错了。
长篇小说更是如此，不仅要有语言的优雅，还有骨子里的高贵。为什么说《红楼梦》之外没有好长篇，就因为《红楼梦》骨子里的是高贵，是一种高不可攀，它的人物也好，它描写的生活也好，是写作者的精神结晶。缺少这个根本点，仅靠道听途说的摹仿是靠不住的。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内心藏而不露的高贵之心在作怪。就像生活中，有的靠粗鄙可以得逞于一时，但能如此粗鄙一生吗？
刘颋：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作家不理解这种优雅和高贵，有很多时候是一种矫情
刘醒龙：对。这个是骨子里面的，很难做到。
刘颋：是否可以理解为，你认为高贵和优雅是小说最重要的气质？
刘醒龙：为什么不是呢？往日的人，以为给孩子取个很贱的名字就会好养一些。小说在有一段时间里也是用这种方式养着。看上去小说是活了下来，这种活法造成的小说内伤，是难以估量的。就像传说某自治区成立大庆之际，特地从内地弄了一批茅台酒去。那里的人却生气地说全是假的。后来查证，原来当地从未卖过真茅台酒，没有人识得其中滋味，反而认为真茅台是假酒了。
刘颋：我觉得早期的作品里面还有一种比较粗粝的像砂石一样的感觉，但是烟火气息还是很浓的，还表现出一种粗放，这种粗放不是粗野、粗糙的那种。但是到了《圣天门口》，我整个的感觉是这个小说优雅。但是这种优雅有时候似乎掩盖了小说的人间烟火气，我不知道您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醒龙：我其实是一向比较欣赏，比较喜欢譬如《白鹿原》中那种粗粝的感觉。当然有些粗粝的缺点很明显，但它的优点也更明显，这种东西往往更能打动人。因为生命就是这样子。写作这么多年，那种表面的、技术上的粗粝是可以改变的。我觉得，我的表面技术是电脑改变的。
刘颋：电脑？
刘醒龙：用电脑写作太好修改了。我过去的小说，实际上将手稿交给杂志社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一眼，甚至不知道他们帮我做了哪些修改。
刘颋：原生态的，没有经过打磨的。
刘醒龙：那是没有经过我的认可就出版的。实际上就是这样，手稿交给人家，人家改了，也不告诉我一声。最近在编的几个集子，像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跨世纪文丛精华本”，中国社会出版社的“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丛书”，我终于下定决心将过去发表和出版过的作品重新看了一遍，其中遗憾真是太多了。最大的遗憾是有些手稿已经丢失了，无法订正那些发表过程中的种种修改。很多人认为新现实主义提法出现于九六年，其实，就我所知道的，最少也应该追溯到九二年。那年七月，在《村支书》《凤凰琴》小说的研讨会上，冯牧先生就曾说，它将是“新的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但在那次会上，李国文老师却有所指地发言说，要警觉伪现实主义。这两部小说的手稿，《青年文学》杂志后来都退给我了。所以，订正起来没有任何困难。在被恢复的《村支书》的文字中，有些可以说是小说的神来之笔：村干部们在一起时，民兵连长和妇联主任说了些比较放肆的玩笑话，村支部书记有点醋醋地不高兴了就提醒他们注意群众影响。民兵连长说：“我们这里只有党员。”村支书回头一看，果然大家都是党员，没有群众。这个细节才当时好像是犯忌的，包括后面表现村支书与妇联主任间那种若即若离的暧昧细节，都不得不删去。这种删节，也造成后来种种误读的原因之一。
刘颋：来自民间的各种各样的幽默，其实是文学最生动鲜活的元素。
刘醒龙：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当下的文学，甚至比以前更无奈，以前是面对政治，现在你除了面对整治，面对意识形态，还要面对市场。这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现在处在夹缝里面，双重挤压。
刘颋：优雅和粗砺矛盾吗？
刘醒龙：粗砺在小说中，属于技术层面。优雅则来自心灵。在小说中，它们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这即是小说家的才华了。
刘颋：但是你认为比较纯洁或比较纯粹的文学、优秀的文学真的会有市场吗？
刘醒龙：有。我相信还是有的。正像我刚才谈到长篇小说真正的尊严是建立自在优雅和高贵上的，其实每一个人内心向往的、达到他的生命所希望实现的，就是这种来自生活中的优雅和高贵。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生，想要体现生存品质，除了优雅和高贵，还有什么呢？如果做不到，会到文学中去寻找，在心理上达到共鸣。
刘颋：现在真正的、优雅的、纯粹的文学觉得是太少了。
刘醒龙：一方面是少，另一方面也和传媒的姿态有关。不要以为天下人就剩下一种俗不可耐了，一天到晚只有物欲和性，除了那几个明星之外什么事都不在乎。其实不是这样的。去年5年11月底，我在网上建了博客，像我这种认真得近乎刻板，也从来没有什么可以炒作的人，点击率居然也能达到十几万。
刘颋：那就不算少。
刘醒龙：是的，真理有时候是在少数人手里。我看到后面的跟贴，大多是有想法的文字。反过来，再看看那些过百万过千万的家伙，所写的文字有何意义？至于跟帖内容，简直就像一些公园中摆放的石头女人，胸前的敏感部位不是被摸得发黑，就是被摸得发亮。一些传媒也如此，只要被摸了，就当成是被关注，而不管是不是猥亵。悠悠万事，惟炒作为大，惟市场份额为大。真正的理想，都被看作是一穷二白。就像当年搞反右和大跃进，将自以为是的东西，无限地浮夸。再用不惜消灭肉体的办法，消灭那些自以为不是的东西。一切为了钱，还将钱作为一切，包括替代当年那些屡屡置人于死地的暴力手段。这种疯狂追逐暴利和决不放过任何蝇头小利的趋势，所考验的不仅是文学，而是人为了生存而必须具备的那种大智慧。
刘颋：美和文学同样地被挤在夹缝里了。
刘醒龙：当然，文学界实际上还是心平气和的。这正是当代文学成熟而走向伟大的出发点。投机讨巧，将文学作为谋取功利手段的毕竟还是少数。我们也不能苛求大家都写好的小说，假如人人都能写好小说那还得了？
刘颋：就像你说的，小说其实需要优雅，其实在于作家的骨子里。如果作家本人就不优雅，怎么能要求他的作品优雅起来呢？但是往往很多人把优雅理解为矫情，其实它更注重、关注人心灵的东西。
刘醒龙：优雅是一种内在，不是一种形式。
刘颋：从90年代开始就在提出一个问题，说文学要向内转，要关注人的内心，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包括现在很多作品其实都是很外向的。
刘醒龙：如果说当下的小说出现困境，我觉得与提出这个问题的批评家们有极大的关系。前年在岳阳的一个会上，我就说这个话了，批评家们是说小说家失去想象力，是不顾事实地将本来就是一体的文学评论和小说创作硬性割裂。小说创作需要想象力，批评家更需要想象力。批评家除了想象生活想象小说艺术之外，还要想象这个作家为什么这样写，那个作家为什么要那样写，需要比小说家多一种想象才能完成作品解读。
刘颋：你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批评普遍疲软。现在的批评家很少去想一个问题，就是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写。他们并不关心写作者与作品。
刘醒龙：这一点我自己比较感动，《文汇报》的一位编辑，春节时看了《圣天门口》，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有9千字，其中有一句话深深感动了我，她说马鹞子那么地张扬，那样危险，最后那么轻轻地就走了，突然感觉到生命的落差。我也很感动，她一下子抓住了小说的核心。写这个细节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好，马鹞子的结局如何，当时只是草草地写成这个样子。后来老是惦记着那个地方不满意，回头修改了几次，反而觉得最初的样子是最合适的。分量那么重要的一个人，最后那样渺小，没用几句话就将他轻轻地写死掉了。当然也有人认为我太草率了。这种事关想象的问题，靠解释是没有用的。依靠暴力生存的马鹞子，最终因一点点小事而像一张纸那样飘然死去。这是最合适的想象。一个作品的完成不在大处，关键是细微之处，也是心有灵犀之处。
回到民间的写作
刘颋：从一开始我看你的作品的时候，我并没有这种感觉，但是看到后来，包括看《圣天门口》，包括我有时候上你的博客，看你的有些文章，我的感觉是，你的整个的写作的路子，似乎有点越来越知识分子。这并不是一个评价，这只是一种感觉，可能跟你说的那种优雅、高贵和对内心的寻求，对生命的一种把握种种种种，都放在这里边。但是还有一种，我觉得其实你的小说里边，包括《圣天门口》，可能有对一些人来说不太理解或者不太认可的那么一种理想，自己的理想性的追求。你的写作，整体上的这种追求越来越明晰了。就像大家说的刘醒龙越来越文人气、知识分子气，我不知道你个人对这个有没有感觉？是不是一种明确的追求？
刘醒龙：我一直不是个知识分子，我的家庭就不是知识分子。如果我有知识分子气的话，那当然也只是一种理解而已。我自己以为，以往的写作，身份不是特别明显，但现在写作，我觉得我的身份的确是明确了一些，我越来越倾向于真正的民间。
刘颋：真正的民间？
刘醒龙：对，真正的民间，那种藏得太深，很容易疏忽和忘记的民间。
刘颋：能具体解释一下你说的这个民间吗？
刘醒龙：我的民间是指个性与人性得以充分张扬的那个空间，是指不附带任何功利性指向的人文情怀。
刘颋：但是，你不觉得真正地能关注到民间、认识到民间的价值的恰恰是一些很有知识分子情怀（我还是用这个词）或者人文情怀的人才能达到的吗？
刘醒龙：知识分子一直是我所崇敬的，因为我只是高中毕业。
刘颋：这和学历并没有必定的联系吧？
刘醒龙：我很看重这种背景下的“知识分子”和以“知识分子”为定义的各种话题，我也很尊敬所有知识分子。但是回过头来想，为什么只有知识分子才能这样？为什么普通人不可以？
刘颋：不是说普通人不可以，而是说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我觉得生在民间的人，或者说他确确实实每天为了自己的劳作，他这么生活，其实也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他不去关注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或者说是内在的东西，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觉得，是从具有人文情怀的态度来关注这些问题。我的感觉是，你现在的关注点越来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刘醒龙：我也不知道，这种不知道其实也是一种糊里糊塗的明白。在写作中我会毫无还手之力地受到作品中人物的摆布，觉得我被他们牵着走。当他们要做什么事情时，我是毫无办法的，只好顺着他们。我拗不过他们，没办法。特别是在写《圣天门口》时，出现很多很出乎意外的细节。于是我就想，怎么这样写？为什么要这样写？感觉中作品里面的人是在自主行动，挣脱了我的控制，成了活生生的一个人。真的很奇怪，正是这些明明摆脱理智与情感双重控制的感觉，才能深深地沉浸到自己的内心，这或许是在暗示，让写作者回到的个人内心，其实就是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写作境界。这种状态不是想找到找得到的，而应该与自己灵魂状态相关联，如果没有达到却硬要装扮成这种状态，那可能就是矫情。
我近来的写作，已经在内心中归于一种安宁。人成年后并不一定就能成熟。而只有成熟之后，才能体会生命中何为安宁。我说感谢女儿的出生，其实也就是说感谢生命，只不过是一个小生命的成长更能打动我启示我。譬如说，很简单，为什么会因这部小说的写作而感觉出优雅在文学与生命中的关键性，包括为什么要运用“圣”，在一个小地方的小地名前面加个“圣”，变成“圣天门口”呢？没有这段生活，没有这种生命中的升华，我可能会错过一生当中最为重要艺术的缘分还有其它一些东西。
刘颋：这个作品和以前的那些作品相比，不知道是你自己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你的写作多了一种温情。《圣天门口》写到父亲让儿子亲手去杀他，看上是非常血腥的，但是里面包含了父亲对儿子很深很深的一种关爱，然后儿子对父亲的一种最厚最厚的理解。我感觉你处理这些细节的时候，有些很柔情的东西在里面。但这种东西在原来的小说里面没有，或者说很少，包括你惹了那么多人的眼泪的《凤凰琴》。
刘醒龙：这就是距离产生美。你说的这点，在前些年的小说中并不少，并且还是我与他人写作的一种明显区别。眼泪流得太多反而会产生审美疲劳。凡是深刻的文笔，总是属于于无声处听惊雷。写小说，一定要诚恳，要极度的诚恳。写作是很耗人精力的事情，急不得、不能功利的，时间上的功利也要不得，拼命地写完写完快写完，这种写作没有意义。我们这种人，说实话，不是那种天才型的。有点才华也是慢慢积淀起来的，有时候非常想写，但是写得并不好，只能把它当成一种个人的理想和追求来做，才有后来慢慢出现的造化。
刘颋：下一步的写作风格会有所变化吗？
刘醒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也许这要到真正动手之后才能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