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部分学者把义和团的仇外主义构建成爱国思想，让权力成为历史的唯一真相。
义和团是草菅人命、视法律如无物的亡命之徒，还是抛头颅、洒热血，与帝国主义侵略者势不两立的民族英雄？中国历史学家袁伟时的论断是正确，还是他的批评者的说法比较公允？坦白说，我也有点摸不着头脑。历史的判断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容易，因为要掌握的不仅是千头万绪的历史事实，还有事件的来龙去脉（context）和偶发性（contingency）。因此，对有关历史、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任何结论，持善意的怀疑态度（healthy skepticism）是必要的。在这次有关义和团的争议上，袁伟时未必立于不败之地，但批评他的人那种胸有成竹、智珠在握的论述，却更令人狐疑。不过，更值得我们反省的，是在这场争议中浮现出来的历史观─认为历史蕴藏着真相，只要我们掌握到事实，就掌握到真相。
《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公认是西方史学的经典，但印度圣雄甘地却说它「只是罗列了一大堆事实，而事实往往只是观点而已」。他指出，印度人从来不重视历史，而有关古印度历史的文献也寥寥可数。在甘地的心目中，真相非历史所能传达（Truth transcends history），再伟大的史学家也只可以叙述历史的事件而无法捕捉永恒的人性；而历史的漏洞及不足，只有诗歌的敏锐及感性才可弥补。无怪乎甘地最推崇备至的是公元前四世纪完成的印度史诗《马哈哈拉泰》（Mahabharata，又译《大战书》或《摩诃婆罗多》）。这首印度最长的史诗表面上记载了公元前一世纪一场惨烈的王族战争，事实上却呈现人的贪婪、情欲、背叛和仇恨怎样主宰人的命运和历史的发展。
如果说印度人把历史当作一门哲学，尝试从历史中领悟人性；那美国人便把历史当作一门科学，他们研究历史是要为现实服务。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说过，历史不过是重要事件的纪录；可是对于大多数美国史学家而言，历史描述的却是人类进化的过程。这个进化过程是理性的，而它的定律不仅明确可解，更可准确掌握和操纵，一如自然科学的定律。
这套历史观与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认为人类的客观和社会环境是可以被理性驾驭的观念是一致的，而这种对理性驾驭（rational manipulation）的顽强信念，正是西方社会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在政治、科学和技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动力。问题是这种信念和史观也可以同时用来解释，甚至合理化西方以及美国对世界的操控和侵略。
今日部分中国历史学者的治学态度，不仅与印度的史哲传统毫不相干，在意识形态方面更凌驾了西方的历史实用主义─他们坚持历史必须为政治和权力（即统治者）服务。这套史观最擅于以高尚、伟大的目的来合理化残忍、卑鄙的手段；利用我们对未知和不可知的未来（an unknown and unknowable future）的憧憬，来为历史的罪行提供合法性。于是，灭六国、焚书坑儒、以万民为刍狗的秦始皇是万世君主，因为他是建立统一、强大的中国的伟大领袖的原型（archetype）。义和团的仇外主义（xenophobia）必须受到表扬，因为仇外主义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他们的凶残、滥杀必须得到宽恕，因为社会以至人性的彻底改造本来就是残忍的，没有牺牲的革命又何来悲壮？
袁伟时狠批「反封建、反帝制」的义和团而被攻击打压，事件也由历史事实与历史真相的争辩，变成学术自由与学术研究的政治正确性的问题。甘地说一直以来，人类太抬举了历史，委屈了文学；而历史能够提供的只是事实，真相必须在诗歌那里寻找。可是在中国，真相既不在历史，也不在诗歌，而是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知识就是权力」（knowledge is power）这句话已是老生常谈，但「权力就是真相」（power is the truth）这句话可能更符合世情。历史的真相就是权力，姑勿论袁伟时与他的批评者谁是谁非，我们已上了宝贵的历史一课。■
林沛理，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着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从张国荣的生与死到张艺谋的真与假》（次文化堂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