Ｃ•Ｐ• 斯诺博士在他的名著《两种文化》中认为，科学与文化是相通的，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家是可以交流的。事实上，正如他同时指出的那样，随着科技的发展，由不同 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早已出现两极化，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或者是文学知识分子不了解科学，以至反科学，或者是自然科学家蔑视其他文化的社会态度。这种 文化上的分裂现象，造成了人类在实践的、智力的和创造性方面的重大损失。
科学家的人文性，往往体现在他的社会行为，比如支持自由民主运动、反恐、反战等等，很少直接落实到科学研究上面。法布尔不同，他的十大卷《昆虫记》，通篇充满了人文色彩。作为一个博物学者，他的著作严整，自成系统，大大扩展了前人观察和论述的领域，然而，他却声言对那类纯粹描述昆虫学没有太大兴趣。他说他平生酷爱的是“情感昆虫学”，在一封信里写道：“我对于系统昆虫学是门外汉。”他所以拒绝为一般学者所宝爱的无所不包的“系统”，显然担心那类来自集体的被抽象出来的“规律性”或“平均数”将掩盖以致扼杀个体生命的原生态。他采用的方法，也不是相关的知识的累积和演绎，而是田野实验的方法，观察的方法。这种方法完全建立在对生命的固有的形态的尊重上面，可以说是一种以生命为本位的方法。他反对传统学者的那种把工作停留在实验室——其实是昆虫的酷刑室和碎尸场——里，使昆虫在解剖刀下变得“既可怖又可怜”的做法。应当说，就他在研究中所采取的人文主义式的方法本身而言，就是一场革命。传记中关于他在大自然中 艰苦追踪和仔细凝视那些卑微的小生物的记述，是感人至深的。杜斯奈尔说：“凡洞察事物奥秘之时，心必先于理。”他正是以一个诗人的赤子之心，悲悯之心看待与人类比邻而居的昆虫世界，而且，使用的叙述语言也是诗性的，所以有“昆虫的荷马”或是“昆虫的维吉尔”之称。《昆虫记》从片断来说是抒情诗的，从整体来说则是无愧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辉煌的虫类史诗。
一个昆虫共和国的历史：自由、平等、博爱。从词源学上说，“共和国”的古典含义是“共同的事业”。在《昆虫记》里，昆虫的世界是没有君主的，也没有中心，众多的生命共同处于平等的位置上，各有生存的权利。它们的宪法可以说是“自然法”，有趣的是，在十七八世纪，西方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正是以自然法作为最高原 则，宣传他们的民主共和的理念。现代共和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把个人的自由权利当作政治的根本目标加以强调，并付诸实现。法布尔在他的昆虫共和国里， 致力于揭示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生命特质，维护它们善良的、勤劳的、美好的本性和天赋权利。他和昆虫们一起过着一种亲密无间的生活，对于它们的劳动、婚恋、繁衍以及死亡，始终投以极大的关注；当他赞美它们的时候，总是无法掩遏心中的激情。
《昆虫记》从第一章开始，就是关于食粪虫劳动的描写。在第四卷里，法布尔这样描写长腹蜂雌虫从泥沼里采集淤泥垒建巢穴时的瞬间情景：“它们扇动双翅，四足高高翘起，黑黑的肚子卷起触到黄色的足，用大颚仔细搜索，从闪亮的淤泥表面挑选出精华。”他赞美昆虫的爱情，大孔雀蛾拖着谜一样的花斑双翅远从天涯海角而来，飞过激流险滩，执著地追求情侣，是书中最美丽迷人的一章。关于家庭，粪金龟属食粪虫作为最动人的家庭生活和杰出的神圣组合形象，也是富于道德的启示意义的。他称赞蜗牛的远胜于卢浮宫的建筑艺术的智慧；为癞蛤蟆辩护，表彰它们鲜为人知的长处；甚至为蛆虫遭到作为受益者的人类的蔑视而愤愤不平；还为陷身于险恶的环境之中的惨遭折磨和杀害的蝙蝠、刺猬、猫头鹰平反昭雪。自然，在书中，法布尔还写下了许多深刻而恐怖的大屠杀的悲剧。其中，像胡蜂一类使用毒针扎向掠获物的各种运动神经节，使之成为一种僵而不死的精神俘虏，在苟活中等候最后的凌迟之苦，最是令人心悸。世界是不平静的，共和国的原则，在每个时刻里都遭受到无情的破坏。为了维护自由与和平，法布尔这个具有博大胸怀的博物学诗人，不能不坚定地说：“只要有狼，就要豢养牧羊犬。”
除了《昆虫记》，法布尔还曾编写过一本《阿维尼翁地区鞘翅目昆虫目录》。这是一本十分珍贵的书，但也完全可以看作是《昆虫记》的外篇。林奈说：“不知道那东西的名字，你就无从认识它。”法布尔必须让世人知道他的昆虫共和国中每一个公民的名字，因为无论如何平凡，每一个生命在他眼中都有着无比的高贵，从而使他深感敬畏。“9•11”一周年纪念时，纽约市长朱利安在大会上逐个念着数千个无辜的死者的名字，并且宣布，如果时间不够，宁可省去大会的其他内容，也必须把死者的名单念完。这是一样动人的关于生命的故事。生命是平等的，生命又是孤单的，柔弱的，他们理应受到人类社会，从政治家到学者到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一样的尊重！
我们知道，法布尔在构筑他的昆虫共和国时，达尔文的进化论正大行其道。他跟达尔文保持着很好的私谊，但是对于进化论是持保留态度的。除了不同意进步主义的因素之外，对于他，也许最重要的保留，就是优胜劣汰的原则。他指出：“强者的子孙并没有使弱者的子孙消失，相反它们仍然是少数。”因此，他很有把握地说：“优胜劣汰在理论上是宏伟的，可是在事实面前，却是一个装着空气的球。”他自称是一个“粗鲁的家伙”，他可以不把国王路易十四放在眼里，然而竟低首于一只小小的甲虫。在他眼中，弱者往往是道德上的强者。达尔文写信给他说：“我确信，您对一个昆虫是不会不公正的，对一个人更是如此。”永远做弱者的赞美者和守护者，这就是法布尔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的态度。
传记作家勒格罗称法布尔是一个“自由、高傲、热烈向往独立的人”，“民主主义者”，“地地道道的共和派”。他的传世之作《昆虫记》，不只是一部优秀的科普著作或科学著作，而且是正如Ｃ•Ｐ• 斯诺所期待的那种把两种文化交融在一起的难得的人文科学读本。在我国，倡言“科技兴国”已久，对科学的理解，却更多的囿于技术性、工具性方面，而缺乏同人文精神的必要的联系。五四时期，德先生赛先生是并称的。可喜的是，作为一种补充，“人文”一词最近已被媒体提到了一个显要的位置。所以说，花城出版社着重译介《昆虫记》，富有特别的意义。因为通过这个读本，我们不但可以获取丰富的科学知识，而且得以获取一种人文教育，情感教育，得以解读“世上最晦涩难懂的书——关于我们自身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