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耶稣传》评论
“斯德哥尔摩症”越来越成为“彻底革命者”的话语利器，但是在我看来，“斯症”命题不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就是一个匆匆忙忙的伪命题。
不是我要否认1973年发生在斯德哥尔摩的那个故事，也不会细考其中的细节，只是想说明：作为哲学上的反证，“斯症”命题恰好证明新托马斯主义所提倡的新基督教文化的合理性。“新托”的核心理念是建立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使人既要有权享受应得的俗世生活，又要使宗教良知彻底苏醒。
在老托马斯否定了奥古斯丁神秘直觉主义的600多年之后，比利时神父、红衣主教麦西埃和法国著名哲学家马利坦已经将老托马斯的理性表现为“理智之光”。在这道光芒之下，因信称义似乎也变成了因爱称义，“新托”思想领袖们坚称：要使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得以光大，不能靠政府（国家）的恩惠，也不能靠任何党派的教育，只有靠一种爱即来自福音书中的爱。
在认可“新托”理论体系的前提下来看电影《耶稣传》，首先产生的哲学疑问就是：斯德哥尔摩症的定义是否成立。
如果以这个现代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共用的概念进行“知识考古”，那么，耶稣当是最大的患者。因为只直到临死前他还为迫害他的人而祈祷，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这个“斯症”的典型文本，在四福音中只有《路加福音》有记。
电影《耶稣传》在开头的道白中就强调说：不管在细节上四福音有多少不同或者多少重叠，本电影是以《路加福音》为基本素材拍成的。
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感兴趣的是两点：
1、用《路加福音》为素材，是否有“新托”哲学的根底为依托？
2、《路加福音》中关于耶稣肉身死后的穴空之状写为集体见证，与《马太福音》的两个马利亚见证，有所不同；而与《马可福音》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独见不同，且《约翰福音》亦记为抹大拉的马利亚独见。
关于第二个问题的延伸提问是：
1、是否最后一部福音（约翰）在抹大拉的马利亚独见耶稣墓空（也就是复活）记述上，有意恢复最早的福音（马可）记录的真实性？
2、关于抹大拉的马利亚之见耶稣复活这种细节差异，是否成为诺斯底主义“别有用心地捏造”的历史根据，即《达。芬奇密码》一定要说抹大拉的马利亚为耶稣生了一个女儿。
就目前看来，第二个问题及其衍生的提问都得留给宗教历史学家去研究，我既无力也无意到他们的食槽里去“拱料”。
作为对“新托”哲学有所研究的学者，或者干脆一个冒牌的电影评论人，我更偏重于对《耶稣传》的“新托”主义底蕴的追寻。在我看来，这个追寻的意义有着更现实的功效，那就是“斯证”的背后是永不妥协的革命精神，而“新托”主义者坚持：“要用教会的道德权威来拯救受威胁的文明，进行社会改造。”即反对武力反抗压迫者，开展一场自下而上的世俗良心反省，让耶稣的爱与宽容进入人心。
粉碎“斯症”的伪命题也许需要时间，也许会遭到嘲笑，甚至现代传媒喋喋不休地“说事”般的指责。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用仇恨、猜忌、屠城快感等恶劣因素构成的文明，点滴之爱的渗入确实是有必要的。
中国家庭教会的兴盛，恰好说明了这点。我认为这就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
在一套几乎是德里达所说的“我误读是因为我理解的更多”的逻辑下，我不认为自己是牵强附会地推销“新托”主义的“爱的哲学”。
《耶稣传》所带来的美感，也是朴素中的优雅。朴素中的优雅，就犹如一位有闲的学者置身于周一上午10点的河畔休闲小公园。没有别人，只有你一个人面对自然的“画面”──在我看来是神的造化。你的心中仿模创造者去创造（如写作与思考）的欲念就会缓缓而流。
没有不可遏止的冲动，只有感恩的静静计数：主啊，感谢你，使我明白了神学与哲学的关系；主啊，感谢你，让我得到平静的一天……
朴素中的优雅带着淡的神秘，比如每每出现耶稣背后的河水的朦胧；与这种朦胧相对应，公元一世纪的民居被真实地复制了。那几乎伸手即触的历史，令我这个对历史情有独钟的学者有可能去触犯我的神──如陷入对抹大拉的马利亚与耶稣复活细节关系的沉思。
好在，我的神是宽容的，他能饶恕人70个七次的过犯！
好在，我的神也是喜欢智慧的！
（2006年10月8日晚写于绵逸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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