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会上讲话。他首先说，进一步推进改革和建设，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有许多优势：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铁的纪律，就是我们党历来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优势；在遵守党的纪律方面，绝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是做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到底是说过“依法治国”的人物了，虽说腐败是违法犯罪，但在党内，也还只能从纪律角度讲。
江泽民对“纪律性”、“思想统一”、“组织巩固”、“战斗力”的强调，像他强调过的“三讲”、“三个代表”一样，使我像上述那位受了灾还只说自己“没出息”的灾民一样，有了“哑巴吃黄连”的感受。毫无疑问，像任何时期党的最高领导人一样，江泽民理所当然地讲到了“讲政治纪律，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保持中央的政令畅通。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每个党员都要加强组织观念，顾及党和国家的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所有的党组织和党员都必须自觉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做到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不论什么人，不管其职位高低，都不允许搞独断专行，或者拒绝组织的调遣和监督，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要坚决反对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但是千条万条，江泽民又煞有介事的说：反腐败才是最根本的一条，因为它对共产党是“生死攸关”的。既然是生死攸关，那就要让谎言、谎言般的誓愿与真相赛跑或者干脆盖过真相，于是，江泽民又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些年我们抓得是紧的，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但是，消极腐败现象还是没有得到全面遏制，有的还在滋长蔓延。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仍很艰巨，不能有丝毫松懈。”
如果江泽民不讲“依然严峻”，普通老百姓来讲“依然严峻”就困难了。但最困难的还是如何理解江泽民说到的“要从源头上反腐败”。什么是“源头”呢？这当然很重要，涉及到真反与假反、深反与浅反、大反与小反、本反与标反等等的区别。1999年李锐老先生在南京发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的演讲时曾经说得很干脆：共产党就是喜欢说漂亮话。老百姓则有“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议论。那么，“要从源头上反腐败”是不是一句漂亮空话呢？
1998年，曾经充当镇压学生急先锋的陈希同被判了十六年徒刑。宣判后，《南方周末》、《杂文报》等报刊才在1998年8月的中下旬陆续摘登了“当年”与“前年”陈氏“慷慨激昂”、“大言煌煌”的“语录”：㈠“其他官员的财产到底腐败不腐败，我不知道，但我自己可以向广大学生保证，自己的财产都是清白的，是完全可以经得起检查的。”——讲这段话的时间是1989年5月；地点是天安门广场。㈡（关于查处大案要案）“不管涉及哪一级，哪一个人，都要一查到底，决不手软，不能有案不查，更不能查而无果。”——讲这段话的时间是1996年；空间是会议报告席。……据说陈希同已经获得保外就医的待遇了，并且称16年是什么政治迫害。什么政治？我等老百姓自然无从得知了。
最近被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说成中共“理论宝库”的《江泽民文选》，以捞走人民数以亿计财富的代价（当然江泽民也要拿稿费的）硬堆在人民前进的道路上了。江泽民以与陈希同同舟共济时刻的“胜利姿态”说：“赵紫阳同志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实际上是背离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怂恿和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酿成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这就从反面惊醒了我们。这个用鲜血换来的深刻教训，我们一定要永远记取。”
今年6月4日，1989年反腐败争民主的“政治风波”就过去整整17个年头了。腐败不断泛滥的祸根何在呢？在农民、工人哪里吗？在这里我最不喜欢听到“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样貌似深刻的话了。既然共产党用强权摁住人民说：党是人民的代表，党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党是人民幸福的保证和靠山。那么，腐败也只能被共产党一并代表，腐败的源头也只能从共产党发酵了。既然共产党说中国有了“世界上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那腐败的源头便只能属于这个制度了。当然大学里只传授一种形式逻辑，那么，借用江泽民的话，腐败的源头也只能是1979年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微软的输入软件中这也是固定词组呢）了。总不能领导中国的共产党，所有的好事归它，所有的坏事或者归右派、或者归造反派、或者归“自由化知识分子”、或者归“国际反华势力”吧？如果把贪官比作“四人帮”，把邓小平、江泽民比作毛泽东，总不能说坏事都是四人帮干的吧。那么，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能说邓小平、江泽民发动了腐败呢？
那么，运用同样简单的小学生都不能理解的逻辑，落实到人头，为什么不能说：腐败的源头就是邓小平、江泽民呢？
为什么当年迷倒陈希同、王宝森的情妇，今年又被报道再次迷倒了中国银行副行长赵安歌呢？因为王希同、陈宝森们的源头没有变啊。
陈希同的谎言，是从共产党的文件上、大报告中复制的，是千万个共产党的贪官都熟套的“漂亮话”——
原河北省省委书记程维高：“反对司法腐败是司法机关的性质、地位和重大职责所决定的，是社会司法制度赖以巩固的重要基础，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和保证。”“谁要想扰乱河北，谁要想破坏河北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是断然没有好下场的！”
原兰钢公司总经理张斌昌：“我约法三章：第一，不用兰钢的钱买小汽车；第二，不用兰钢的钱买房子；第三，不乱花兰钢的一分钱！”
原河南省荥阳市财政局长薛五辰：“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
原福建省上杭县女副县长罗凤群：“我若贪污一分钱，就将我开除党籍；我若受贿一分钱，就将我枪毙。并可一直枪毙到我的孙子。”
原广东省某副市长马红妹：“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穿、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
成克杰：“我要书写一些老百姓永远不会忘怀，认为我没偷懒，正在努力为他们作贡献的历史，当然我绝不会书写相反的历史。”
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的160万人的贫困问题。我最容易动感情的是对我的下属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做法，说了不算，定了不干。”
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对乱占国土资源违法案件要一查到底！”
算了，够了，中国难道不是大大小小的邓小平、江泽民遍地都是吗？就秘书幕僚们弄出来那样的江泽民文选也能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不要说后来成了你政敌的陈希同会直摇头，上述口吐莲花的贪官哪一个说漂亮话的功夫都不会在江泽民之下。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刘方仁：“法德兼治方兴国，各级干部要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真正树立起人民公仆的形象，努力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写到这里，我倒是有些不忍起来，例如我真希望江泽民先生和他的公子先生，不会如境外媒体报道的那样，连死刑贪官也要直叹不如啊！
也再不要挥舞经济增长的政绩遮羞布了，原安徽省副省长、死刑贪官王怀忠已经坦白：“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
关于腐败的源头有作者说得真质朴：“中国最大、最毒的毒品：官僚政治体制！”
“三讲”、“三个代表”是江泽民的小发明，但是，没有一个贪官不是“三讲”、“三个代表”的“名嘴”。
请不要在无耻地诬陷“自由化”了，历史已经用事实说明了“用镇压换来的‘稳定’”究竟“稳定”了什么——腐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