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专访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请他分析诺贝尔评选委员会为何将文学奖颁发给土耳其小说家帕穆克。马悦然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土耳其作家奥罕。帕穆克，是为了他追随着母国首都忧郁的灵魂，找着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与缠结的新象征。”
瑞典学院 不怕碰到政治
帕穆克的着作有七本从土耳其语翻译成瑞典语文版，除了1979年第一部小说《杰夫代特先生与他的子女们》未出版，帕穆克重要的小说如《寂静之屋》、《白色城堡》、《黑书》、《我的名字叫红》、《新人生》、《雪》，以及帕穆克自传体的城市史《伊斯坦堡》在瑞典都出版了。《瑞典日报》立即报导出版社的看法：“太好了！这表示瑞典学院一点都不害怕碰到政治。”
帕穆克 爱偏僻地站在现代世界门槛上的地方
奥罕。帕穆克去年获德国出版界和书商“和平奖”演讲时，说过一段话，使马悦然印象深刻。
他生在一个有钱的家庭，父亲有丰富的藏书，与父亲讨论汤玛斯？曼、卡夫卡、杜斯妥也夫斯基等那些了不起的小说大师，已在他的内心创造出一个欧洲，“他对欧洲的兴趣不只是来自於一个西方化的家庭，小说也是欧美文化最主要的基础，他不能想像一个没有小说的欧洲，小说主要的目的，是要读者想像他自己是‘他人’（the other），我们读书的时候会希望透过‘他人’来解释‘我是谁’。”
他晚近发表的散文集子（从德文书名Der Blick aus meinem Fenster翻译）《从我的窗户看出去》解释他对文学写作的看法，他真正锺爱的是半穷不穷的落後环境与那里边的人，他觉得土耳其与拉丁美洲遍布如此的居所。这样的环境是文学创造的好地方，离开权力集中的首都之外的地区简直还要更好。他说：“我爱这些偏僻的、站在现代世界门槛上的地方，并不因此而失望，我感觉到我属於这个世界。”
回到东方传统文学，为了爱讲故事而说故事
他从七岁到二十二岁，最大的希望是成为画家，在伊斯坦堡游逛到处画画。1970到1974年学建筑学，没有毕业，改学新闻，1980年代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他在土耳其画画的日子，他那个漂亮的母亲提醒他，“嘿，这里是伊斯坦堡可不是巴黎，谁要看你画的画呢。”
帕穆克认为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写的是“住在地下室的人拒绝当欧洲人”，而他自己第一本小说《杰夫代克先生与他的子女们》写的是现代的、欧洲化的家庭，若照他後来的看法，这本小说简直不够“伊斯坦堡”，老一辈的土耳其作家自怜是法国境外的法国人，帕穆克不愿意重蹈上一代的脚步，而成为现在的样子。他说：“我後来写小说的很多趋向是，回到东方的传统文学，为了爱讲故事而说故事，避免契诃夫式的心理学和敏感，追求一种非西方式的对身分（identity）的看法，这一切让我觉得像在家里写小说。
他是胆子很大的异议分子
马悦然说，帕穆克的胆子很大，土耳其政府不愿承认过去的罪恶，他是第一个告诉读者库德族有三万人被杀害，亚美尼亚人在上世纪有一百万人遭到屠杀，他是第一个伊斯兰作家出来为鲁西迪大声抗议的，1995年土耳其作家Yashar Kemal遭政治压迫时，帕穆克也替他讲话。他主张土耳其加入欧盟，就会压制军阀，改善国内的政治。 一个真正的小说家 可以把自己写为“他人”
他说，一个作家因为可以想像自己是他人，就能感受那些被迫害者的感情，所以他可以为他们说话，发出声音，所以作家跟他身处的阶级没有多大的关系。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可以把自己写为“他人”、他人写为自己的故事。马悦然指出，帕穆克的小说常有这种二者合一的现象，在《白色城堡》、《新生活》、《黑书》和《雪》里出现过“二为一”的人，有一点像高行健的《灵山》之“我”和“你”，他常用的小说主题是，我即是你你即是我。
他不仅谈像自己的“他人”，也谈不像自己的、会引起恐慌的“他人”，这样总体的呈现就会帮助作者和读者来认识自己。“一个土耳其作家若不能想像库德族的困境，那麽他的小说就会有相当大的缺憾了。”帕穆克这样说。
帕穆克很钦佩纳博科夫，旅行时总要带着《说吧，记忆》、《罗莉塔》，以及《幽冥的火》（Pale fire），帕穆克最钦佩的作家不是巴尔札克和托尔斯泰，而是斯汤达尔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他认为杜氏的《邪灵魂》（Evil Spirits）是最好的政治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