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三大因素分析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类的盼望救世主的公众心理还会继续增添历史素材。

回观尚未钙化的关于毛泽东（这个符号）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大体有三方面因素：

一、长期的社会混乱，是流民文化再兴的温床

中国每到一个相对混乱的时期，流民文化就会大抬头一次。这是个历史宿命。毛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有一个大混乱时期。

所谓流民文化，就是底层社会的精英分子迫切希望利用社会动荡方式寻求改变阶层地位的那种急切心理。如果这种动荡达不到一定程度，这个庞大阶层中的精英分子就会推动它达到那个临界值。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就是第一代大规模平民造反领袖陈胜的翻版。如果这种动荡出现可能消弥的趋势，那就要向相反的方向努力，以挑起分利集团的内难为主。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就是五代政治开启者朱温的一个历史翻版。

第二点特别重要。细节上的对比则是：毛泽东趁国共联合北伐见胜之机发动“农民运动”，与朱趁朱李（沙陀部）联合为唐平蔡贼（称帝的秦宗权）见胜之时，谋除李克用而导致内乱如出一辙。

在历史上，如果朱温不挑起朱李之争，五代乱局（所谓“开辟以来一大劫也”）就不会有那样的烈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如果毛泽东不背后下手搞“农民运动”，就不会有国共内战。

为了权力目标－－所谓改天换地－－不过姓氏政治之变，也就成促动了流民政治往流氓政治方向的发展。

再细较之，朱温与李振之流杀唐末清流文人（并投入黄河，使后者永为“浊流”），与“镇反”、“反右”又有什么区别？甚至生活细节，也大体有共同价值，朱温淫乱，屡以部将之妻待服及与儿媳乱伦，无非是毛泽东淫及侍从（如张某凤）、贵族（如周恩来之养女孙某世）行为的历史合法性？

二、中国的精英文人尚未变成知识分子

时至今日，国人在“非黑即白”的政治思维中提及“反右”，必为有民主人士背景的人士鸣屈喊冤。殊不知，这个文人阶层并没有多少民主政治素养，仍局限于“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的传统政治投机思维。天津的张伯苓当算最突出的代表。

自西学东渐以来，体用之论盛行，即便有留洋经历的大“知识分子”也逃不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而富国强兵的逻辑。于是，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则成了“争之不至，委曲应之”共同心态下的让步。这概由于传统强大之故。在个人思想变化上，章太炎先生可以说是从政治上归化中共政治的所有“民主人士”的一个先例。章老先生的变化当然不是政治上归顺了谁，而是思想向传统回归：从反对暴政到赞扬秦始皇政治如1910年代的其著名论文《秦政记》所论；从批判儒家转向尊孔读经。

与流民文化向流氓政治的转化相呼应，章先生的这种巨大变化也源于对前者的巨大担心。

三、政治流氓之间的争利与朋党政治的复炽

时至今日，批毛势力几乎一概地将延安整风、“文化革命”这样的整肃归咎毛的权力欲变态，而在实际上呢，正如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见中共胜局已定的后来投机一样，早在这类人以前就有一大批名义上憧憬新社会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投靠了中共。这批人比稍微接触过西学皮毛的人更不了解民主政治，也更多地具有“流民政治－－政治流氓”的习性。

所以，从权力整合的角度来论，归化中共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如丁铃、冯雪峰之流更需要一个权威裁决。毛泽东作为一个狡诈的政治家，也是先强捧鲁迅而后借势自造为“文圣”。作为延安整风的逻辑结果的“文化大革命”在“流民政治－－政治流氓”框架下，仍是文人阶层（而非真正的知识分子）需要一个最高裁判的结果。不同于延安时期的条件是：原来的流民加流氓二性转化为传统的朋党政治。

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所包含的“文人相轻”的大量细节再典型不过地说明以上命题。发生在反右年之前的这件“文坛大案”（1955），不就是在源于胡风与周扬“鸡零狗碎”的文艺观点分歧吗？其中，“鸡零狗碎”的东西与胡风对何其芳（1944）年介绍延安整风细节中的自夸之反感，又密切相关。

胡风案的标本意在于：它发生延安整风之后，又发生“反右”之前，而后又被延长到“文革”。

结语：理性地看待“中国文人”的法西斯性格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政治学上可以归结为“流民文化－－政治流氓－－朋党政治”这样一个结构。通俗化地可解释为：“他们服从造反头子的绝对专政，同时又对那些地位比他们低的人采取独裁主义态度”。在纯粹心灵结构状态上，就是“独裁主义－－受虐狂并发症状态”。

毛泽东，虽为这种法西斯（文人）大众心理的最高裁判者，但是在纯粹人心理特征上他也归属于此类。他对苏俄的欺诈性仰仗以及后期对美国的谄媚（强捧尼克松），还有退而为“第三世界”领袖的妄想，都是证明。

时至今日，对毛的批判还大多出于“个人义愤”，尚没上升到哲学与心理学层面。－－这是个巨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