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余英时这个名字，已经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一部有关基督教的片子，其中就有余英时的话语片段。我记得余的样子，灰白但是茂密的头发，宽边的眼镜，叼着一支巨大的烟斗，从骨头里透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清气。余当时说的话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大意是，我们需要有终极关怀，需要对生命有某种敬畏，需要用一种宗教的力量来引导我们此生的行为，从而获得救赎。
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便开始有意识的找余英时的书读。通过朋友的介绍，我找到了他的第一本书《士与中国文化》，打开一看，发现初版刊行于1987年，算一算，汗颜，8年之后，我才读到余先生的作品，可见自己视野之狭窄，思维之愚钝和方法之落后。
我如此否定自己，并不是妄自菲薄。多年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灌输给我们的历史观是一种非宽容、非理性的斗争价值，我们的历史学方法更多的则是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到我这代人，历史在我们的大脑里，已经完全堕落为某种公式和某种概念了。余先生的作品，带给我谨慎和柔和的阅读感，这与那些强行灌输的大陆历史教材，真是太不一样了。
2004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四卷本《余英时文集》，对于我这样的余英时迷，则是一个美好的福音。这是一个经过了重新编排的版本，以《史学、史家与时代》、《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的题名分类。当然，由于余英时先生的论述经常是会通式的，分类也只能是略以意会，不可能绝对精准。在将这四卷略浏览一过之后，我认为余先生的重要论文基本没有遗漏，可见编辑工作是下过一番工夫的。因而这套书足以使我们较为系统地了解余先生的思想。
不太了解余先生的人可能会认为我夸大了他的价值，我甚至认为，因为有余先生的存在，汉语历史的本体研究才得以保存，他在异国他乡的研究，几乎成为国学的火种。作为钱穆先生的弟子，余先生显然继承了老师的细密与严谨。记得当时读余先生的著作时，我在一大堆考据中穿行，一点不觉得累赘，反而深深折服余先生在那种在缜密的考据中透出的对文化内在本质的梳理。后来，我只在读钱穆和陈寅恪时，才有如此感受。所谓名师出高徒，余先生能师从钱穆，真是人生之大福。细心观察他与钱穆先生的区别，我又发现，余的考据之缜密有钱穆之风，但他洞察的敏锐、学理的深刻，更是具有了世界文明的宏阔体系，因而比纯粹国学的钱穆似乎看得更远。这就是余先生人生又一大幸，先生如果一直呆在汉语体系中，不接受西方学术的熏陶，怕的是很难超越他的老师的。
余先生对钱先生的这种发展，就是他的学术价值之所在。在这里，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在主导着学术的发展。所谓偶然，第一层面的含义当指余英时恰好遇到了钱穆这样的大师。有一种观点，传统国学经过王国维，到钱穆这一代人手上，发展到顶点，也正式这个时候，非学术的政治气氛开始弥漫，学术独立研究开始从大陆消退。余英时在这个时候来到钱穆身边，应该说是赶上了最后一趟班车。第二层面的含义则是说，如果余仅仅在汉语体系框架内接受钱先生的耳濡目染，没有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游历，一方面可能会被国内浮躁的救亡风气摧毁，同时也被浅显的启蒙思潮所遮蔽。
余英时的幸运就在这里，很有可能，他代表着汉语文化里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我曾经在另一个小随笔里谈到，30年代以后的中国，一直到今天，几乎没有产生体系性的文化大师，强权政治和国家危机彻底淹没了几代中国人。但余英时是个例外。反向的联想是，如果余英时没有偶然走到钱先生的身边，或者偶然走到了钱先生的身边，却没有以后的他国留学生涯，今天我们就读不到如此视野的余英时了。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总结余英时现象，了解余先生的人生之后，我的观点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汉语思想的学术性建设，主要由那些继承了传统国学，同时又有欧美留学经历的华人来承担，比如余英时、夏志清、黄仁宇等。而所谓的大陆历史学界，则是一片荒漠，只留下了一片简单的喧嚣，供后人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