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间，中央电视台披露：今年全国投资又出现失控，有40%多的投资属于非法违规的乱投资。中国的官员即使别的本事没有，大跃进地上项目、建高楼、改造旧城（基本不在意保存文化）等等，堪称世无其匹！
从革命故事中听说过上饶集中营，从现实中看到了上绕“万人坑”。经济学家说，如果不停地挖坑、填坑，是与生产无关的傻瓜国的劳动。这没有什么傻的，因为照样可以提高GDP，从而照样可以升官发财。江西省上饶市就曾花了1000万元挖出来一个十几米深的傻瓜国大坑——
1995年，上饶市雄心勃勃，欲在市中心广场建一座30层105米高，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集商业、办公、住宅为一体的国际广场大厦。市广场本来就小，要建这样一栋楼，需要占去大半个广场，许多市民纷纷上书政府，要求停建这个项目，给市民一个安静休憩的场所，还广场一片碧绿。在市民的强烈反对下，再加上坑下地质结构不明，这座已耗资1000万元的浩大工程便停工了。时至今日，停工已两年的国际广场大厦已变成了一口鱼塘，周围则用硕大的广告牌圈住。（取自1999年1月12日《检察日报》艾世民 文）
上饶的父母官可能要责怪发出异议的子民。那么，公仆们为什么不肯事先听一听主人的声音呢？幸亏人民币不是人，否则就真的成为坑万人的万人坑了。
离我现在的南京居所二三里路，有一座外观雄伟气派的“西游记城”，全部投资均为银行贷款，2500万（看样子也不止此数）。周围的广大居民和农民要感谢这项投资的是，“城”建好后，市公交特辟了一条由南京最繁华的新街口通这里的41路车。由于“不开门每天要亏9000元，开门则要亏1.5万元”，只有关之大吉。于是，六朝古都又给子孙们添了一座今朝文物。据报道此类“天生的文物坯”全国有几十座上百座。我担心将来的文史专家们又要为“谁是第一城”打起花子架来——没有了“文物”哪有悠久的“历史”，文史专家们又到哪儿去讨生活？
据《沿海经济信息》1999年10月20日报道，盐城市审计机关开展工程建设专项治理审计工作，经初步统计，全市各级审计机关一年来接受党委政府交办的道路桥梁、市政工程、基础设施、水利工程、办公用房、教学设施及医疗等审计项目计81个，审计净核减额3119.38万元，核减率10.58%。
水份被拧出，肯定是大好事。但我不希望看到老拧不干，天又老阴着。而如果把衣服泡在长江里拧，长江就成了中国审计的“核减率”了！
像耗资3.8亿，“通车”（？）18天即告断毁的“坑人路”——昆禄公路；耗资亿元的山西运城假渗灌工程；九江、钱塘江等等的“豆腐渣”防洪工程；投资42亿质量低劣、20名左右贪官涉案的“献礼工程”——北京西客站工程；投资33亿分文未赚，负债65亿进退两难的河南中原制药厂、中州铅厂；事关西安市民生命之水的“黑吃黑”工程（有关部门投资4.6亿被工程指挥部严重挪用）……这些传媒有所松动后披露出的著名儿戏工程，倘列举完全怕是价值又一个中国了！官人们说要以建设性的态度看待中国前进中的问题，就这样的建设性？
1998年秋，我曾有机会去上海匆匆一瞥，看到的高楼之多真让人想到“建筑森林”一词。同伴中有眼光的便说出“泡沫”一词，果然，过几天报上便连篇累牍地见到“浦东房地产多泡沫”的报道了——何止是浦东！据上海市检察机关统计，1993年-1997年，上海市查处基建行业受贿案件898件，其中涉及基建审批部门的105件。其比例还呈逐年上升之势。上海的泡沫比起孩子们玩的泡沫来，大概只有魔鬼才喜欢玩的。据分析引发上海基建行业犯罪的原因有：⑴政策不公开，幕后交易。这在土地一级市场表现尤为突出。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在香港、新加坡是直接进入市场竞拍，而我们往往是由有审批权的部分领导直接与开发商商议价格，私下交易，最终导致犯罪。⑵政策有弹性，办事没期限。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基建行业的审批环节多达106个，其中86个系收费项目，大多无审批期限规定。有些政策弹性相当大。某区一人防办负责人吃了开发商一顿饭，一下子就免掉对方20多万元的人防建设基金。（取自1998年12月13日《劳动报》阙军伟 黄峥 文）
有关专家建议减少审批环节，加大税收力度，以税代费；加大行业监管力度，确保有一颗廉洁高效的“透明公章”。1998年年底，朱镕基到海南考察，针对海南房地产的遗留问题，他痛陈：不能搞泡沫经济！当然不能，有谁说过“能”了呢？但你们共产党的政治机制决定了不能也“能”啊！
新华社曾有评论员文章，呼吁行政审批制改革，希望在没有民主变革的前提下，诸如行政审批制等首先被改好，为世人提供出“改良”成功的样板。但我一看就顿生疑惑：
不止一则报道披露过，一些地方的招标竞标胡来：报价高、技术力量有保障、资信度也高的投标者，却败在报价低、技术力量没有保障、资信度不高的投标者手里！我相信，即使“上面”严令工程公开招标，“下面”也会东耳朵进西耳朵出，开玩笑呢不是，工程是多大一块肥肉？都公开招标了那不真是太阳从西天出，实现资本主义了？不能跟西方资本主义学，那对权力者来说，是到嘴的肉都不会吃！
《工人日报》等数家报纸曾坦言：经传媒曝光的工程质量问题，只是“豆腐渣工程”的冰山一角。“豆腐渣工程”一语出自朱总理的江边一怒。单就防洪工程而言，除了上面已提到的钱塘江“豆腐渣工程”外，为证明“冰山一角”之语非为“猎奇”（当时官方有文章暗讽朱总理出语惊人，笔者发表了一篇杂文回应）、非为造“轰动效应”……兹再举一例——湖北省洪湖市螺山挡水墙工程：该段防汛指挥长、镇城镇委主任孙昌敏说：“因挡水墙偷工减料，漏、渗水严重，造成了重大损失。装卸公司和洪湖市变压器厂被淹，被迫停产。”是谁拿“命堤”当儿戏？
现场群众说：平地起脚，水一来浪一洗就空了。
工程承包人农民伍振凡说：“螺河长江河道管理段以140元/方的价格让我干，我嫌价低，加之一点不懂建筑，又没有建筑证照，不愿干，市总段工程科派来3个监督施工人员，他们说我告诉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按设计应挖下去0.5米，总段工程科来人说不用挖了！挡水墙这样做是挡不住水的，我当时就想过，但他们每天至少有两个监工，质量好坏跟我有什么关系？！”设计人员说：只给那么多钱，漏水是正常现象。工程负责人说：这是不是质量问题，要看怎么理解。（取自1998年9月3日《农民日报》何洪卫 刘刚 文）
还是这个湖北，2003年竟发生子虚乌有的荆江防洪工程赤裸裸骗取国家300万元专项水利资金！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湖北的朋友杜导斌先生，还被无端地关押着呢。检察院判定证据不足，公安还不肯放人呢！衙门的力量使得真到好处，硬是要摧毁中华民族的大堤，变中国为道义的洪荒泽国啊！
2001年7月的一天，我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报道说：钱塘江防护堤新近完工，质量一流。1999年报纸披露的钱塘江堤的包工头将废纸等软性材料填作石方，浙江又出“豆腐渣工程”。那包工头可不是豆腐。他说：“这个市有70%的桥梁是我承建的，如果我把所有的情况都讲出来，起码有100个人要倒下去。”现在有了新堤，“过去的故事”党妈妈就不讲了。
刘仁文先生接着这位包工头的话作了如下思考：反腐败要三管齐下，即自我约束，制度预防，法律制裁。其中制度预防是最重要、最根本和最有用的一“管”。因为就自我约束而言，连孔圣人都说“吾未见有好德如好色者”。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如果没有监督机制，金钱美女唾手可得，又有谁能保证“坐怀不乱”呢？至于法律制裁，且不说它对往者是“马后炮”，就是对于来者，如果不以制度为前提，其威慑力也是很令人怀疑的。如首钢的特大贪污犯管志诚刚被处决，另一特大贪污犯邵军即步其后尘；贵州阎健宏尸骨未寒，接班的向明序又走其老路。
刘仁文先生说：制度建设对于反腐败所起的治本作用，可从1998年在农村推行的村务公开制度看到端倪：它不仅给了村民“一个说法”，而且也给了村干部“一个清白”。但 “一些成功经验”实在只能零星见于村民自治一处。1980年代末我当班主任时，面对班干部竞选的热烈场面，就想该让美国人来看看。当然我也跟学生说了，“自从1980年代初北大学生开始涉足人大代表竞选以来，有一个规律，即越是不那么重要的空间越是可以看到些民主。”村民自治也是既重要又“不那么重要的空间”，让西方人来看看，也好——毕竟党魁们再说“中国农民占多数，农民素质低，搞不了民主”，就多少有些惶恐了。民政部关注村民自治的学者官员王振耀先生更是振振有词：今天农民的“政治素质”不比大学教授们低！王先生的错误在于：教授们也得以自治的话，还能比农民差吗？
上饶的万人坑见证了当年集中营中的烈士鲜血白流了！
李慎之先生说（当然远不止是李先生这样说）：“由于政治方面的因素，也就是由于‘法治’的缺乏，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碰到越来越大的阻碍。因此，政治改革实行得怎么样，实际上可以决定经济改革最后的成败。”
鉴于腐败对人民经济权利的恶性侵害，鉴于腐败的根源在于专制权力的不受制约……我在这里讨论人们的财富权，当然会举双手赞同李先生的观点，而不会陶醉于“只要我们继续高增长……再过X年……就一定会全面小康……”之类的经济许诺。
YS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