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树干和我最要好。
树干的家里很穷，他穿的衣服，有些是用麻袋片缝制的。有一次在课堂上，突然有许多同学都在窃笑，目光集中在树干的身上。开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树干的脸红到脖子，大概他意识到大家是在嘲笑他，但却仍强作镇定，脸朝前看着老师讲课。 课堂上的窃笑转为嘻笑，我这才发现树干的衣领处爬出一只臭虫。班里一个最调皮的学生压低声音唤道：“树干，你的衣服上有一只臭虫。”全班哄堂大笑。
我的心情十分矛盾。这的确好笑，但树干是我的好朋友，如果我也加入到讥笑他的行列里，我觉得自己很不够哥们。但我忍不住还是笑了，幸亏我坐在树干的后面，与他的座位隔了好几排，他不会看见我也在笑。
据说，树干的爸爸是国民党的师长。国民党对中共苏区第三次围剿的时候，树干爸爸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了，树干的爸爸不敢回去覆命，最后流落到了69弄。49年后，树干的爸爸因为历史上的问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没有公职，靠以捡垃圾维持全家的生活。
树干放学后，就背着箩筐去他爸爸那里，帮他爸爸把捡好的垃圾背回来。因为树干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她妈妈是小姐出身，什么也不会干，家里脏得一塌糊涂，走进他家，就是一股难闻的异味，他妈整天就坐在床上，手里捧着一本书在读；他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在江西插队，二姐在上学，帮着爸爸捡垃圾这样的重活自然就由他来承担了。
他的家没有门，用麻袋片和破布缝成的厚厚的门帘就是门。所谓的家，其实是三户人家的墙壁形成的一个夹弄，夹弄的顶上架了一个棚顶，就是他的家。光线从棚顶四周的边缘漏进来，所以他的家在白天还不需点灯。但是逢到下雨，对他家而言，不啻是一个小小的灾难。
棚子四周打进来的雨已不必再去顾及，从棚顶上漏进来的水，需要七、八个破罐子去接它，才不至于让水滴得到处都是。
当然，下雨天，他家就不得不点上煤油灯，否则，里面就一片昏暗，他妈妈就没法看书了。
他妈妈好象从来不出门，虽然破衣烂衫，却依然遮不去她富家小姐的本色，脸上的皮肤光洁，说话慢声细语。除去看书，家里的针线活也许是由他妈妈来承担了，但是看树干穿在身上的衣服可知，他妈妈的针线活甚至谈不上凑合，简直是极糟糕。
每天要到天快黑的时候，树干和他爸爸才回家，也许这一天的收获中就有几本破书。晚饭后的时间，他爸爸和他妈妈一样，歪倚在床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看书。
那情景真是奇特，臭味扑鼻，但久而不闻其臭，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一张用砖头搭成的破床，一张缺了一条腿的破桌子，桌子下面，塞着一些不知什么破烂才使这张桌子维持了平衡，除此之外，就是那些垃圾──他爸爸和树干每天工作的成绩，有些还码放得非常整齐，上面可以放置一些锅碗之类的生活品。
昏昏的灯光一跳一跳，你无需辨认这个“房间”里有些什么东西，其实你很清楚，这就是一个堆放垃圾的地方，但却有两个老人，在臭气和垃圾的拥围下，在书本中寻乐。树干第一次借给我看的书是《天方夜谭》（今译《一千零一夜》）。
他的神情很诡秘，对我说，“这是一本禁书”，要我小心，不要让别人看见。
这本书，从其尚存的封面上还能辨认书名外，书尾已被撕去好多页，竖排本，繁体字印刷，这对一个还在念小学三年级的我来说，读起来自然很吃力。
我不甚了了地把它读完，为了卖弄，我把它拿给我三舅去看。三舅比我大六岁，那时在读初中。几天后，三舅把书还我，说：“赶紧去还给人家。这是一本黄色书，要是让别人知道，你会被抓起来的。”我不懂什么书才叫黄色书，三舅这么说，当然是在吓唬我，但我却对自己曾读过“黄色书”而暗暗得意。
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几乎天天去树干家。
放学后，树干背着箩筐去他爸爸的垃圾收集点，我就待在树干的家里玩，翻找那些破烂的旧书看。如果我把书带回家去，我就得帮树干打一瓶醋。这是树干的条件，他有一只二两重的小酒瓶，他借一本书给我，我就得花上两分钱，在他的瓶子里装满醋，树干收工回来，就着醋瓶，名曰“喝酒”，有时我忍不住，拿过瓶子，也喝上两口，吃一口臭咸菜。那时我每月可以问妈妈要到一角二角零花钱，大都花在给树干买醋上了。
从树干那里读到的所谓“黄书”，也就是《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之类，在那个年代，这些书都是毒草。那时候，树干还和我有一个约定，就是每天都要互相给对方讲一个故事，为了这，我不得不每天使劲地读小说，可以有故事讲。
我外公的烟瘾很大。每天入夜吃过晚饭以后，我家里总是很热闹，因为外公就和我家住在一条弄堂里，所以每天吃过晚饭以后，我外公和舅舅们总是会来我家，热热闹闹地聊天。有时也有邻居上我们家来，一起海阔天空。我外公不但吸纸烟，有时如果从什么地方弄到烟叶，就拿出他的大烟枪抽水烟。
有一天，我在给外公递烟的时候，趁他不注意时悄悄地抽了一支藏起来。第二天，吃过晚饭后，我就去找树干。树干从家里探出头来，问我什么事，我神气地说：“我这里有烟，我们到黑弄堂去吧。”
黑弄堂就在我们学校边上，这条弄堂又长又窄，弄堂的一边就是学校的操场，一到晚上，里面漆黑一团，胆小的同学都不敢进去。我们这些胆大的同学三五成群，一到晚上，就钻到黑弄堂里哄闹，班上某个恶作剧的演出，往往前一天黑弄堂里的闹腾就是前奏。
树干一听说我有烟，赶紧三下二下把洗了一半的碗草草洗完，就和我一起出来了。到了黑弄堂，我拿出那支烟，一掐两半，把半支递个树干。树干接过那半支烟，很不屑地说：“就一支？还要一人一半呀？”树干的语气，使我感到特别难为情，觉得自己太不见世面了。
有一次，我去修钢笔，叫树干陪我一起去。修完钢笔后离开修笔摊，走在路上的时候，树干从口袋里摸出一盒整烟，烟套在一个硬塑料盒里，那时候谁要是有一个硬塑料烟盒是很牛逼的。树干说：“你不要回头看。我是从刚才站在边上那个老头的口袋里摸来的。”
我不敢回头看。晚上，我们又去黑弄堂了。我抽着树干给我的烟，心里有些害怕。弄堂里都知道树干在学坏，树干在外面偷皮夹子，还被抓住过几次。我父母怕我和树干一起学坏，便不许我和树干玩。我母亲关照我妹妹，说：“要是看见你哥哥又和树干在一起玩，回来告诉我。”我被人监视了，和树干玩的时候就不得不隐蔽一些，但时间长了，我们渐渐也就疏远了。树干也知道我父母对他的态度，所以他从不上我家来找我。
我从树干那里学会了用扑克牌“通关”，以前树干每天上学前，总要在家里“通关”，看看一天的运气如何。树干并不把在外面干的事告诉我，他想预测一天的运气，是否与此有关呢？我不得而知。有时我在上学前也洗牌“通关”，但那只是一种顽皮心，至于运气不运气，我倒没在乎。
后来，树干终于被抓走了，判了三年劳教。这是在我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进了中学，我们被分在不同的学校，我们的交往也就基本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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