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东方后裔或亚洲作家，似乎总要引来争议，乃至闹出一场政治风波。就作家而言，获奖本是好事，正如拜伦“一觉醒来已名闻天下”，却不料引来母国和同胞的强烈非议、讥讽乃至抨击，这种现象实比获奖本身更值得研究。
引起争议的获奖作家
近五十年来，因诺贝尔文学奖而惹来麻烦的，首先发生在共产党治下的苏联。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齐瓦戈医生》於一九五五年写毕，苏联的出版社拒绝出版，一九五七年这部小说在意大利出版，一九五八年获奖，竟然激起一场举国大批判运动，从共产党到共青团，从作家协会到各种官方组织，纷纷捲入大批判。一些狂热青年竟然围攻帕氏住宅，把帕斯捷尔纳克搞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位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作家成了民族罪人、国民公敌，被迫发表一纸寥寥数字、拒绝领奖的声明。这场以政治偏见和国家迫害为特点的政治事件，自始至终由苏共操作。共青团中央在批判文章中谴责帕氏：“连猪都不肯把自己的圈弄髒”云云。
祖籍中国、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愤怒退出共产党、流亡法国的作家高行健，获得二○○○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自鲁迅、林语堂、巴金、老舍、沈从文以来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这一世界级荣誉。消息公佈，引起海外中国作家的激烈争议和国内文化官僚的负面反应。应当指出，海外人士的争议与国内官方的反应，性质和立场完全不同。海外的争议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海外从事民主运动的一些文化人士从民主运动的参与度来衡量和批评高行健，这实际是一种政治衡量和道义要求；一是海外作家和学者从文学作品的质量、思想的深度、艺术的独创性等角度对高行健的作品有批评和质疑，这属於文学性质的争议。
中国国内的负面反应，主要表现在官方媒体对高氏获奖持的封锁消息、禁止谈论以及个别文化官僚对高氏採取政治诬衊和人身诽谤态度。
今年获奖者引起的政治风波
今年十月，五十四岁的土耳其作家奥汉帕木克（Orhan Pamuk）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立即引起本土作家们的强烈争议。二○○五年二月，他对瑞士一家报刊揭露土耳其政权的历史暴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一百五十万亚美尼亚人）和现今暴行（三万库尔德人死亡），同年十二月他遭到政府起诉，指控他侮辱了“土耳其人的民族性”。这个政府不愿面对和处理自己在现代历史上的这两项血腥罪行和惨痛事件，却辩称这不是一桩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行为。这个政府试图假借土耳其法律的招牌、实际是靠强权对自己民族的一位敢言作家判罪和迫害。这种政府行为在全世界面前恰恰证实它自身的野蛮和卑怯，证实这位作家揭露的血案的真实性。
在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强烈批评下，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於二○○六年一月撤销对帕木克的指控，因为这个穆斯林国家正在争取加入欧洲联盟，人权正是一项基本条件。现在，这位面对黑暗、敢於直言的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官方对这一事实，显示出犹豫和矛盾构成的一种尴尬和克制态度。它的外交部长对记者说：“一个土耳其人在文学界获奖，是件高兴事。”这一话语讲得谨慎、适度，旨在一种外交姿态，以给欧洲人一个通情达理的开明印象。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们愤怒批判帕木克，谴责他揭露了土耳其政权对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的血腥镇压和屠杀行为。他们认为瑞典人把文学奖授予这样一个人，是一种耻辱。有些土耳其作家则认为，帕木克获奖，是他们丰富的文学传统的一个历史性际遇。此时身在美国纽约的帕木克发表谈话说，获奖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耀，也是我所代表的土耳其文学和文化的荣耀。”
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标准
上面那些有非议的本土作家，显然不瞭解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标准。
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人创立，它对获奖作家的选择，毫无疑问实行西方国家的价值准则，依据西方国家的文明原则。有不少东方人说它偏重政治。其实，这无须挑剔。西方人应当以自己的价值观来作出决定，而不是根据东方人的价值观。评奖者不是依照作家在本国的排行榜或国内知名度，不是根据作家的作品在国内的畅销性，甚至也不是单纯在评比艺术技巧，而是着重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道义勇气和精神价值。换句话说，它不是俗文学的评比，而是精神高贵性和独特性的评比。因此，并不畅销乃至根本就不能在国内出版作品的作家，例如帕斯捷尔纳克的《齐瓦戈医生》，却能够获奖而一举成名。在本土爬上高位、在俗世享受荣华以及那些受俗世强权宠爱者，不能在孤独而高贵的精神界佔一席位，这显示天地之间的一种公平。
帕木克在採访中说：“在这片土地上，三万库尔德人、一百万亚美尼亚人被杀害，除了我，没有任何人敢把这些真事讲出来。”仅此一点显示出来的道义勇气、人格力量和精神价值，已使他远远超越那些同胞作家而赢得西方的尊敬和高度评价。妒嫉不必，争议可休，拿出人格、正直和勇气，做一个勇敢维护人类尊严、敢讲真话、敢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这才是人间正道。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评比向人们透露的价值观及其看重的作家精神素质。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评比中有政治因素，那就是民主和自由的政治精神和人格精神。
西方批评推动政治进步的例子
帕木克获奖以及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政府的批评，对这个政府的政治思维有明显推动作用。十一月五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甘（T. Erdogan）表示，他的政府准备着手修改土耳其刑法第三零一条款，此条一向用於迫害本国作家和记者，最近的案例就是用这一条款对揭露政府罪行的作家帕木克控罪，使土耳其政府在国际上大丢其脸，招致欧盟的强烈批评。能够听取国际舆论的批评，并且作出修订恶法的决定，这显示土耳其政府在走上正确的方向，在推动民族的进步和文明。
亚洲是当今世界最複杂、最麻烦、最富悲剧性的地区。当今的以巴冲突，伊朗叫嚣，伊拉克国内伊斯兰教之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流血残杀，朝鲜半岛核武的火药味，中国的人权问题、种族问题、台湾问题，凡此种种，都是未来大规模战争和大流血的悲剧火种。他们的文化人能否从鄙俗、势利和奴气中走出来，揭露政权的谬误，批判民族的堕落，为人们指引一条文明和尊严之路，将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