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马尼亚电影《刑讯者的下午》谈起
看完这部电影后我心中产生了一些疑问，为什么中国导演在反映“文革”时总是像一个旁观者在观看一出黑色幽默喜剧？把残酷的政治玩笑化或娱乐化是不是太不严肃了？中国的艺术家们为什么缺乏吕西安•平特莱那样的勇气来直面惨烈的“文革”？
的确，我们在看《霸王别姬》的时候我们只能感受到政治迫害时的人性自私，我们看《活着》的时候感觉在欣赏一出滑稽戏，其他的涉及“文革”历史的电影也只能看到一些模糊的背景。
在这里，我不想就中国电影体制问题饶舌，李敖在大陆演讲时说过一句话，民主和自由不是别人赐予的，也不是别人为你争取的，而是自己争取来的。还是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吧。
下面我就电影涉及的政治问题谈一谈。
一、罗马尼亚暴政
从影片主人公年龄来看，影片主人公交待的政治迫害发生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建国前到六七十年代之间。罗马尼亚共产党统治的历史，基本上可以分为乔治乌—德治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两个时期。查阅相关资料可知：齐奥塞斯库1950～1954年任武装部队副部长，后在党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乔治乌—德治逝世后，他任党中央第一书记，1967年起任国务委员会主席，成为国家元首，他的统治直到1989年倒台。所以影片控诉的无疑是乔氏和齐氏当政时政治迫害当中的一个角落。
对于乔治乌—德治的统治暴行，我们很难查阅重要证据，但从我们官方提供的带有辩护性的资料可以窥其端倪：
乔治乌—德治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不良作风影响下，他也曾在党内错误地制造了一些冤案，使一些优秀的革命同志惨遭杀害。1946年，根据乔治乌—德治等人的决定，将1940-1944年曾任罗共总书记的斯特凡•弗里什判处死刑。1954年将建党时期的老党员卢克雷齐乌•珀特勒什卡努处决。1968年罗共中央组织调查委员会对这批错案进行审查。6月25日中央全会的结论认为：“当时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格奥尔基•乔治乌一德治违反党纪，对调查过程进行干预……施加了消极的影响。”罗共中央对弗里什、珀特勒什卡努等人予以平反。
虽然其迫害“亲密战友”的残忍手段不及斯大林，也许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做法差不多。下面我们可以重点来看一看齐奥塞斯库的独裁和暴政：
70年代以后，齐氏党政军大权独揽，一人兼任罗共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国防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民主与团结阵线主席等所有党内外组织的最高职务。齐氏家族包括他的夫人、3个弟弟和儿子等数十人，都担任党政军要职，控制了全国政治经济生活。在职期间，经济上片面追求高积累、高指标、高速度；政治上独断专行，缺乏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很多国家都出现家族统治，毛泽东也不例外，江青、毛远新、李纳在文革都很受重用。）
齐氏本人生活腐败糜烂，据报道他在国外银行存款超过10亿美元，据沈苇《罗马尼亚日记》可知他去世后生前的一千套西装在布加勒斯特的商场里低价拍卖，罗马尼亚全国到处都有他的专用别墅，别墅豪华奢侈，所用的器皿，包括暖气片都是金的、银的或包金包银的。
齐氏统治下民不聊生。因为缺医少药，罗国许多小孩不治夭折。许多人没有暖气，也没有吃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至少有1.5万人死于饥饿、寒冷和物资供应匮乏。为了强化自己的专政，齐氏用秘密警察来压制人民的反抗，1989年，当他四面楚歌之时，他下令残酷镇压叛乱，以叛国罪处决拒绝执行开枪命令的国防部长，尽管军队倒戈，但效忠于齐氏的御林军、保安警察部队在他被捕前已将64000人处死。
对于齐氏最后的倒台内幕，曾在外交部长期主管罗马尼亚事务的蒋本良《多瑙河之波》一书和牧惠《不得不谈齐奥塞斯库》一文有记载：
1989年末，齐奥塞斯库从伊朗访问归来，发现罗马尼亚西北部蒂米索拉的动乱非但没有解决，反而一发不可收，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曾经凭演说一呼百应的齐奥塞斯库，想再次发挥这种威力。12月21日中午12点，齐奥塞斯库就在党中央广场召开了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十万人应召前来参加。齐奥塞斯库和党政二把手即他的夫人埃列娜出现在党中央大厦阳台上，他情绪激动地说：“要坚决打退外国的干涉和蒂米索拉流氓集团的动乱。”他不时提高声调，挥舞手臂，标示讲话的高潮。人们时不时掌声雷动并高呼“万岁”，突然，广场某个角落喊出了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口号声像闪电划过寂静的上空，并迅速扩大为十万人的声音。齐奥塞斯库刚举起的右手，在空中僵住了，永远定格在中断转播的电视画面上。
后来，众叛亲离的齐氏夫妇企图乘飞机逃往非洲未遂，他们所经之处都看到大批人正在举行反他的游行。最后，他们跑到乌尔米乡当年他搞过地下工作的县植物保护监察局，监察局总工程师便打电话报告了县警察局。12月25日二人被罗马尼亚特别军事法庭处死，距离他演讲仅仅四天。行刑时，埃列娜向士兵喊道：“你们怎能向我开枪，我曾经那么关怀你们，我是你们的母亲。”一个士兵说：“不，你不是我们的母亲，你是杀死我们母亲的凶手。”
吕西安•平特莱等罗国艺术家们在齐奥塞斯库政权倒台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揭开历史的伤疤，拷问民族和人类的灵魂。《刑讯者的下午》中那个曾经是国家暴力机构的刑讯人员，他交待过去如何对“犯人”刑讯逼供，如何拷打垂死“犯人”的生殖器，如何将他们折磨至死，这些记忆像噩梦一样困扰着他后来的生活，尽管他受到狂热的共产党分子（包括他儿子）的死亡威胁，但他还是毅然敞开胸怀进行忏悔。
二、“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
二十世纪与罗国灾难历史相似的有中国的“文革”。但相对于罗马尼亚的暴政和非正常死亡人数，说“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恐怕并不为过。甚至我们还可以加上延安整风、大跃进反右派等“前文革”时代的政治运动。
在这一场以文化、良知、科学、民主为革命对象的荒谬革命中，告密成为家常便饭，暴力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行其道，人的生命、灵魂、尊严任意遭到践踏，道德、法律的威严同样荡然无存，各行各业的生产停滞，国家主席最后孤独地含冤死在河南开封一座阴冷的监狱里，无数出生入死的开国元勋被毛头小子打成牛鬼蛇神，各省市的党政机关全部瘫痪，数以千百万的人戴着高帽子上街游行，……全民族为集体的愚昧和盲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文革”遭受迫害致死的人数也许永远都无法统计清楚。但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披露：“文革”中，在文化界，仅文化部
所属单位被迫害的作家艺术家就有2600多人；在教育界，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被迫害的干部教师就有142000多人；在科技界，仅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和17个省市被迫害的科技人员就有53000多人，在公安系统，被迫害的干警达34000多人，其中1200多人致死，3600多人致残；在解放军，被迫害的各级军官达80000多人，其中1100多人致死；上海武斗被迫害达80000多人，其中1169人致死……
在“四人帮”倒台后，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中提到，点名受诬陷迫害的420人，包括：
1．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总书记、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政协主席、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38人；
2．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93人；
3．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30人；
4．人大常委36人；
5．政协常委47人；
6．党政军高级干部84人；
7．各民主党派领导人19人；
8．各界知名人士37人；
9．其他36人。
受诬陷迫害的人数总数：729511人，迫害致死的人数：34800人。
其中冀东冤案涉案84000人，死亡2955人；云南赵健民特务冤案涉案14000人；内蒙“内人党”冤案涉案346000人，死亡16222人；……
此外，在“文”革前的大跃进期间，包括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反右派运动，草菅人命的事件时刻都在发生。仅在1959年至1962年之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在四千万以上！（程敏遍《风云庐山》）
触目惊心的死亡数字，一直为人们所遗忘和遮盖。冤魂背后的政治迫害更是无人愿意提及。
历史应该永远记住王实味、张志新和“文革”冤死第一人等是如何惨死在同胞和组织手中的。
1941年，延安整风开始。早期共产党员王实味因为和党内权威政见不和而被打成托派，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后来被逮捕并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领导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四十一岁。他妻子直到1978年才知其死讯，1990年才被平反。
1966年8月18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从天安门游行归来，激情满怀地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业！怎么干呢？斗坏人！于是，一群红卫兵狂叫着，把出身于旧军阀家庭，因画过裸体像，又因有“侮辱女同学”等罪名判过刑的老师陈宝坤揪了出来，从腰上解开牛皮武装带，劈头盖脸地抽了上去，打得半死之后，又将他扔进学校莲花喷泉池里。遍体鳞伤的陈老师在污泥中挣扎着，全校红卫兵与师生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着，一群十多岁的孩子围着池边狂喜地笑着，一边叫嚷着“造反有理”，“痛打落水狗”，一边扔着石块。就在陈老师拼命地躲避开水花，咬着牙抓住荷花池栏杆的刹那间，“通——”一块石头砸在他身上，“通!”又一块石头重重地正好落在了他的腰部，他刚刚触到栏杆的手松开了，“通!”像一块大石头，一下扎到了水中，当他沉于水底时，水花息了。这正是下午4时14分，他死在围观的人群心满意足的目光下，死在一片欢乐的狂呼声中……（钱理群《拒绝遗忘》）
张志新是我党难得的真正的坚持马列坚持真理的共产党员。文革开始后两年，她便因攻击“文革”被打成“牛鬼蛇神”，并强令检查接受批判，1969年9月18曰，张志新因“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70年5月，张志新因“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被判死刑，后因毛泽东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加之辽宁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遂被改判无期。1973年11月，监狱组织“批林批孔”学习大会，张志新因为坚决不认罪，坚持认为不仅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错误”，于是，主持辽宁党政军工作的毛泽东侄子毛远新等人再将张由无期徒刑改为死刑。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服刑期间还那么疯狂，还犯罪，让她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于是张志新被改押在仅供一人坐的“小号”牢房里。其时，张已经精神失常，时常用窝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大小便不能自理。但针对狱警报告，上级批示：“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批示执行”。
1975年4月4日，历史应该永远铭刻中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行刑前的张志新被几个大汉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了喉管。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其时，一个女管教员，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过去。随后，45岁的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
惨无人道的暴行还有，行刑前沈阳法院召集张志新的丈夫曾真、不满10岁的儿子彤彤、未满18岁的女儿林林去参加死囚家属学习班，要他们和反革命划清界限，表态“坚决拥护”组织决定，坚决镇压，处她死刑，为人民除害，不要尸体和遗物。
同时，历史还记着一笔账，张志新不是文革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30多例。当时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法被设想出来。毛远新等辽宁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新生事物”。当然，相对于那时千百万被迫害致死的冤魂来说，张志新也好，割喉管也好，都只能算是标志性的符号！
时至今日，实施法西斯暴行的凶手在报刊中还只能以××来替代他可耻的名字，不仅逍遥法外还活得很滋润，试问：我们连捍卫真理的冤魂都得不到告慰，还有什么资格谈什么面向未来？
除了诗人和记者，中国没有其他的艺术家有勇气来书写这一段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惨烈而真实的历史。我们过去老谈什么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我们应该表现的生活，却被我们可耻地掩埋和遗忘！
三、谁来拷问我们的罪行
我们一旦涉及到“文革”这样人为造就的敏感话题，总是拿“四人帮”来抵罪，后来大家发现“四人帮”力量不足以迫害千百万人，于是便归咎于制度、传统腐朽观念、人性等等。再后来，有良心的人开始反省自己的过错和罪行，比如巴金、比如韦君宜，虽然凤毛麟角，他们却是这个民族的脊梁和希望。当然还有很多志士仁人在呼吁正视这段黑暗的历史。自始至终，我们的权力话语总是在这个问题上遮遮掩掩装聋作哑。
《刑讯者的下午》以刑讯者的口吻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审判者缺席，由谁来审判我们的罪行？有谁比我们更人性更理智地一直关注历史的前进而进行公正的评判？
影片中的记者在某种意义上就
是罪犯的拷问者，但是记者显然没有资格审判历史的罪人，况且眼前这个刑讯者只不过是暴力组织中的一个小角色，他能坦白的只不过是罪恶的冰山一角。因此记者最多就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坐着火车来，又坐着火车回去，留下的文字在历史上的作用和意义相当有限。
随同记者的老人难道可以以历史老人的姿态来审判吗？谦虚的导演安排这个看似可有可无的角色其实很有讲究。他是带有导演自省性的角色，同时又意味着他是你我每一个所谓正在面向现在和未来的人。他和刑讯者的年龄相当，应该是那段罪恶历史的见证者甚至参与者，但老人面对刑讯者的坦白并没有多大兴趣，他不是时不时去撒尿，就是坐在那里闭目养神打盹，尽管刑讯者痛苦不堪地述说自己的噩梦，但他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他在来时的火车上，却对所谓的因果理论和科学创造滔滔不绝——我们在乎的是解释眼前的问题，在乎的是以科学来发展国家和我们自身，过去的历史算得了什么？
在罗马尼亚人眼里，他们的忏悔即便缺乏审判者，至少还有一个万能的上帝，面对上帝进行忏悔，以祈求赎罪和赦免，期望噩梦不要继续纠缠自己。那我们呢？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即便历史老人真的存在，他真的可以公正地拷问和审判历史的罪人，但是他拷问我们什么呢？每个人都罪恶滔天，他审判得过来吗？再者，我们常常将罪恶归咎于人的劣根性，归咎于罪恶的制度，那这样的审判对于死去的冤魂意义何在？对未来的价值何在？
导演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即便审判者永远缺席，我们都不能放弃对罪恶的自我拷问、自我审视、自我忏悔，因为拷问、审视、忏悔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忏悔、审视、忏悔行为本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时刻警醒，意识到我们的过去罪孽深重，我们应该尽快从噩梦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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