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完全失败已经是铁的事实，连修修补补的维持性措施都无法达成一致了。这种窘境被著名学者秦晖、徐友渔等人称为“改革无共识”。发生了“改革无共识”状态后，“改革”作为一套话语系统而不是政治实践似乎还有些残值，所以，杜润生、吴象这样重量级的实践型改革元老又出来说话，其话语借壳为“纪念邓小平逝世十周年暨南方讲话十五周年”。且不论为什么将原来的“南巡讲话 ”改为“南方谈话”之细节原委，仅看5篇文章组成的系列（其余三人为周瑞金、马立诚、徐景安），毛病就太大了：
其一，没任何一个发言人敢对中国的法治状况做出评估；
其二，虽有人谈及非中共的中国历史经验，但没能分析中国现代化追求以来的“体用”困局。
改革，在经济体制方面是追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不管“市场经济”被加上什么样的前缀，它的本质性要求或曰政治逻辑结果必然是法治。法治，可以不完善，但绝不能搞成“既没有羊头也没有狗肉”的状况。实际上呢，中国自1999年之后，确实陷入了这么一种状况。不妨我们提两个问题：
1、专事打击法轮功的“610”机构即现在叫“防范办”的党控机构，是根据什么法律运行的？
坦率地说，我不认同法轮功的话语体系及妖魔化中共的政治操作甚至也有批判之举，但是一个称曰依法治国的国家凭什么对一个信仰集团采取如此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呢？尤其大规模的劳教，既违反法律又反人性。应当说，导致今天法轮功的高调反共，实在是江泽民集团把对方“逼上了梁山”。
2，中宣部这样一个党的部门是凭什么样的法律条文来控制政务系统的新闻出版署的？
邬树林为自己“辩诬”时所列的事实——新闻出版署要为一个发言方式请示中宣部，正常吗？况且，中国到目前尚无新闻出版专项立法，如此再由党权操控，结果是“盲人瞎马，夜半池深”。
究之以上两个“细节”，充分说明：现在不是如周瑞金先生所说的“党权过大”问题，而是“党权过滥”阻碍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这样一个政治伦理的大是大非问题。最近，山东枣庄又发生一起企业党委动用公安秘密侦查手段查禁一个职员言论的事件，岂不是证明？
“党权过滥”表明训政主义政治伦理已经面临实质性解构，必然要选择由训政而宪政的路径。中共已经失去作为“人民政治保姆”的资格，惟有断然图新即作民主宪政转型的带头力量才能实现合法性转换。除此，别无他途。训政主义到了尽头，台湾国民党有自己清醒的认识，因此才有了蒋经国的明智选择。回到1860年开启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大背景中来论，训政主义即专政党作为“人民政治保姆”这个路子仍是“体用”之辩范畴的东西。面对世界先进政治文明的二元结构，显然已经落后得不能再落后了！
所谓世界先进政治文明的二元结构是指：（一）完全美国形式的自由主义政治，国家尽可能放松，民间权力尽可能扩张，即完全的小政府大社会；（二）民主社会主义的欧洲（部分）模式，国家未必全然放松，但民间仍然扩张，均衡状态是福利国家的形成。
现在体制内一些著名理论家与实践家力图再借“小平之路”，重新找回改革共识，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之举。因为时至今日，改革全然失败或曰应验了小平预言－——“不改革政治体制，经济改革必然失败”，但是政治改革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仍然含混不清。应当说，基本上就两条道：
（一）继续鼓吹行政改革，让它代称“改革政治”，党权过滥有所收敛。但总的来说，这只是短期均衡方式，或叫剜肉补疮。
（二）以宪法条文规定政治改革的终极路线图，即明确表示从训政往宪政转型。这样，就基本上解决了从1860年以来近一个半世纪的“体用”悖论。
用较学术化的话语来说：选择工具理性还是选择价值理性，已经再一次关系到了中国的“球籍”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澄清：不能因1989年发生了六四事件，而将政治改革的停顿归咎于强烈呼吁政治改革的一方。我不认为温和加委婉地称六四事件打乱了邓小平政治改革的规划——是一种泼污六四事件的恶意，至少来说是本未颠倒了：
其一者，邓小平从1986年上半年有了政治改革的意图之后，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威权资源实质性地启动结构性政治改革，而实际上他对政治改革的本质态度是犹豫不决的。也就是说，是邓的犹豫不决，使中国坐失了两年的大好时机，结果酿成了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
公平而论，邓是否在广场开枪问题上签了字、下了命令，都不重要，他要为历史承担的责任是坐失政治改革良机，徒使自身威权资源浪费，从而导致了腐败的江泽民政治的出现。甚至说，在大历史观上，六四开枪可以原谅，导致江泽民政治出现一事必为无讳之书，不能原谅。
其二者，对应于时代人物的局限，邓小平的杰出一面也是因186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诉求来造就的；与此同时，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先导以及全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困局，使他认定了经济效绩合法性才是出路。
发展才是硬道理其实就是“增长才是硬道理”，结合世界背景，它们也就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的潜意识。不幸的是，作为世界级的政治人物，他的壳子固然很有影响，而他的“机芯”仍是体用之学。
以中国现代化的政治逻辑来论，六四事件本来就是体用之学迟迟不解的血价成本。这样判定也许太过冷静，但总比温婉地将邓小平政改中断于六四事件——这样一个本末倒置的判定——形成历史观念，要强得多！
2007年2月13日夜写于绵逸书房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