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网上出了两则新闻，引我关注。其一，公安部明令今后领导下基层不用警车开道；其二，北京警方用测谎仪逼出了假口供，险使一位河北农民被判成死缓。不管怎么说，这两条新闻都是积极的，有利于改善司法败坏的形象。毕竟，后者得到了纠正，问题也得以暴露。
公安部门的头头到下基层去，很难让人拿准什么叫警车开道，什么叫正常公务。一般情况，“基层”人民尤其县城及以下的居民还是怕警察的。这不是人民都犯了什么事儿，而是让警察“粘”上你，麻烦就来了。据族人们说，我的一位远房族兄在小区丢了一辆私家车，连报案都没报。原因就是“怕麻烦”。当然，他有的是钱，再买辆更好的，不在话下。
在我看来，“警车开道”──没什么绝对必要的那种“警车开道”，实际上是自身胆虚的原因。被护送者怕人民当中突然出了“敌人”
（刺客），先吓唬吓唬再说；护送的呢，也向地方宣示：看了没有，大头头是重视我们的，你们那些心怀不满的小心点……
除了社会心理学分析之外，我看关键还是浪费纳税人的钱。除了浪费纳税人的钱之外，护送者尤其是基层要设法“罚点钱，补经费”。不是吗？不久前，就有学者质问“以罚养警”问题。
至于，一台测谎仪要花多少钱，公众无法确知，也许这又要列入所谓的国家秘密了。其实，不论多高级的测谎仪到了企图立即破案或“立下军令状”的大案中，效率就会大减，甚至起完全相反的作用。
中国老百姓心理素质不好，怕摊上事儿。即便是最诚实的公民，见了警察也胆怵。一胆怵，血压、脉博就不正常了。北京警方给河北嫌疑农民“测翻（反）了”的事情，其场景大体如此。别说一般百姓，就是警察本身也免不了没事儿找出事儿──心理发慌，出了大差错。我在监狱时，见过一位大学毕业从警的小伙子，能说，能写，也不太服领导，他私下也向我表示对体制的不满。他对犯人的关心也是那个环境少见的。有一次，监区里连续出了几档子事儿，狱里要来专查。他给犯人们训话，一紧张，把“我从来就没说过假话吧！”，说成了“我从来就没说过实话吧！”犯人哄堂大笑。
我不想作“万金油”式的学者，也不往“几大知道分子”的队伍里挤，而是说中国这种社会，实在不需要测谎仪。需要它时的条件是什么呢？
是政治民主化，公民与政府（警察是为一部分）真正对等之后。中国人爱搞形式主义，而这形式主义除了慈善事业方面可搞一点──比如大张旗鼓地动员捐款，其他的大多是有害无益，至少社会后果是得不偿失。举凡小大各一例，以正视听：其一，比如某媒体盯住交通分流处有跨隔离栏杆者，就大肆报道一番，什么市民不懂文明啦，什么影响公共交通啦。但是，他们就是不问一下：设置这个隔离带经过附近市民讨论了没有？设了这个栏杆，堵死了旧路口，又开了新口没有？
之于这类案例，我就有了一个判断：人们尽量不要相信媒体的“粗鄙的高尚”，因为他们从来不想进一步思考问题。
其二，军队国家化问题。有朋友说，你是知名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应当表态呀！我仍然无法写篇象样的文章来讨论这个重大问题，因为在国家没有完全民主化的条件下，讨论这个问题大多只有行为经济学中“心理帐户”的意义。
什么叫心理帐户？举个例子，比方一个赌钱的人，他把本钱放在上衣袋里，把赢进的钱（或输整钱找回的零头）放在下衣袋里──那个样子。总体算来，还是“大锅里捞鱼”。
所以说，在民间政治实践中许多东西听起来“很象那么回事儿”，仔细一推敲，反而是忽悠的成分大了！
回到警车开道问题与测谎仪问题上来“说事儿”，我看，最好全国性地取消这个东西。当一堆旧铜费铁卖了，救济救济家境困难的老警员们，未必不是件好事。
警车开道，去不去，没多大意思。关键的是，中国需要多少警车，又有多少警车实际上已经“半私有化”了呢？
放下吧，别玩“天地不仁，以人民为刍狗”那一套了！说句地方土语：闲扯弯弯蛋，让人家懂行的笑话！
（2007年1月18日零点10分于绵逸书房）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