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庸：1957年，向往自由的“右派”

50年光阴若白驹过隙，忽焉而过。缅怀半个世纪前那场民主运动，让我们以虔诚之心祭奠那些为自由事业献出生命的先行者，让他们的光芒照临日益沉沦和冷漠的社会堕落，让人们惊讶这璀璨之光是何等绚丽，让我们合掌向这些璀璨之光致以由衷的钦敬。

（一）冲破信息封锁

信息封锁是专制社会显着特征。只有堵塞信息的自由流通，才便于使公众头脑闭塞，从而灌输愚忠信念，使“党文化”渗透于各个角落。暴露共产制度残酷内斗的黑暗，比如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更需严格控制保密级别，堵塞这些丑恶的外泄。报告的高度敏感性，甚至连与会各国代表团都遭回避，被隔离于苏共报告会议之外。中共代表团只由朱德带回报告文本，译后在高层流传。冲破这种信息封锁和思想禁锢，享受信息流通带来的便利，让人们认识世界的变动并作出自己的判断，是人类应有的自由权利。因此，在当权者封锁秘密报告时，民间开始了寻找过程。人民大学林希翎从友人处获得中共译文秘件，并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宣布可以将其公开张贴，供公众浏览。这使校方慌了手脚，忙设法制止。与此同时，北大外文阅览室订有英国《工人日报》，此报转载了美国《纽约时报》经秘密渠道获得的报告原文译本。数学系讲师任大熊借出该报，与陶懋颀、陈奉孝合译，准备由当时学生筹办的刊物《广场》发特刊。由于很快反右，特刊事即告夭折。历史系学生沈元也借出该报，独自翻译，并与人议论。这样，秘密报告内容不径而走，在一定范围传播，这对当局的信息封锁构成现实威胁。

为了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这些年青师生付出惨重代价。（1）林希翎在人大与北大的演讲迅速反映到刘少奇处，刘批：“极右分子。请公安部门注意。”林划极右，毛批：“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1958年，刘少奇问及林希翎情况，人大学生反映她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刘少奇获得的情况显然与不久公安部长罗瑞卿到人民大学将林要走有着直接关系。林终以反革命罪判处15年徒刑。（2）任大熊，因翻译赫氏报告，竟然判处无期徒刑，劳改。1970年3月，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军管会宣布查获“反革命暴力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涉案者26人均为劳改人员，多为1957年“右派”，认定“主犯”之一为任大熊，时年38岁。其中13人，包括任大熊，被处极刑。（3）沈元，因翻译赫氏报告并与人议论，划极右，开除学籍，遣农村改造。1961年摘帽回京，其数十万字历史学成就受到学界黎澍、刘大年等人赞赏，调入近代史所，在《历史研究》共发4篇论文，其中两篇由《人民日报》破例转载，引起学界轰动。但“摘帽右派”仍为“右派”，自然没有发言权，即使用笔名发文亦不可。此事被告到毛处，田家英追查，中宣部不安，周扬警告：“注意影响。”这样，沈元被剥夺了研究历史的资格。谁想到，“文革”时沈却成了“历史学界十大学术权威”之一，连续批斗或陪斗，并被扫地出门，居无定所，走投无路，无以为生，化装为黑人，欲混入马里驻华使馆，逃离黑暗祖国，不幸被擒，1970年遭枪决，时年32岁。向往自由的这些年青人遭受的惩罚就是如此严酷。

（二）控诉对人权的侵犯

在极权社会，权力之争具有你死我活性质。为维护攫来之权，就要震摄群众，使之觳觫于地，任凭驱使，还要震摄潜在的权力觊觎者，使之丧失一切，保证权力稳定。震慑形式，就是肃反。以肃反之名，行震慑之实，是极权者的惯伎。反AB团、抓社民党、斗改组派，以此名义无中生有地大肆杀戮，致使整个红色区域为之颤抖；延安时期“抢救失足者”，大抓特务，依然是无中生有地制造敌情，以巩固边区政权；1955年肃反，斗争对象140万人，错斗130多万人，错误率94％以上。这种无视人的尊严与权利的歇斯底里大发作，显示了暴政的疯狂性和反人类性，引起群众极大不满和愤怒。1957年北大西语系师生召开的控诉会就是公开声讨肃反运动种种恶行以彰正义的活动。声讨者顾文选，原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1955年肃反时，局内被拘捕者日益增加，刑讯拷逼，哀声盈耳。顾对种种非法行为不满，形诸于外，言词激烈，乃遭刑拘，拷打，成为囚犯。被押近1年，忽而“无罪释放”，既无道歉亦无补偿，且被开除，失去职业。顾后来考入北大西语系，鸣放时乃以亲身经历，痛说种种酷刑加诸无辜之惨状，使听众大为惊讶与愤慨。对肃反运动，顾质问道：公理何在？法制何在？人权何在？一席控诉，是公理与强权的对抗，法制与专制的对抗，人权与霸权的对抗。顾文选以自身经历表达了百余万被肃反运动侵害者的愤懑和抗议。听众以热烈掌声表示对顾的理解和支持。

但是，由此遭到当权者严厉打击。顾被秘密逮捕，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刑8年，在农场服刑。刑满后，强制留场就业，依然被管制，且这种强制绝无期限。他不甘心接受这一终生判决，择机潜逃而去。一说逃往朝鲜，一说逃往苏联。其命运可想而知，以“叛逃罪”遭枪决。只因对肃反侵犯人权不满的顾文选，最终以生命的代价换得拒绝终生被管制的自由。

（三）绝不屈服的榜样

1957年的知识分子缺乏必要的智慧资源和谋略资源，在毛氏集团的扇惑与拐骗下铩羽而败，本不为怪。弥足珍贵的是：不屈服者的坚定，不驯顺者的抵抗，是“右派”留下的火种，使自由之光熠熠生辉。试看：（1）徐洪慈，1954年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成绩优异。1957年坠入罗网，划为极右，劳改，入狱，开始坎坷生涯。他不认罪，不屈服。了解极权社会最黑暗角落――劳改、监狱实况者都会明白，那里是死里求生之处，不服管教即可送进绞肉机，没有一丝光明可言。崇尚自由者每以越狱为求生之唯一途径，但越狱被抓获，后果不堪设想。众多越狱者明白：不跑是等死，逃跑是找死。而徐洪慈竟然4次越狱而逃，其追求自由之意志不屈不挠、善于与魔鬼周旋之智慧丰富多彩，由此可见。他不仅越狱，而且越境，逃至蒙古共和国。在那里以“擅自越境罪”被判1年徒刑，刑满在异域流亡近10年。这是何等诡异的、非凡的人生！1984年平反归国后，
他的极平易又极高傲的一句话是：“不被征服就是胜利。”徐洪慈可称“右派”的骄傲。（2）冯元春，1957年时22岁，四川大学学生。当时的大字报写道：“还我川大传统的民主圣地！我们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大学生要讲话的权利，过问国家命运的权利，我们决不再盲从！”在这种气氛中，冯元春于全校性辩论会上主讲《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三大主义武装的最巧妙最残酷的剥削集团》。针对胡风事件，她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还把别人朋友之间的来信公布出来，说是反革命罪证。这不是毛泽东公然破坏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泽东主席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我们再来看看共产党，这个集团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美其名曰’奉献‘；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自己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再无存粮，今后要是发生一点灾害便会饿死人。再看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者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这一辛辣而尖锐的批判，使毛泽东与共产党原形毕露，其思维高度堪与林希翎媲美。她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处徒刑20年。入狱后不屈服，经常上诉，”文革“中高呼”打倒独裁暴君毛泽东！“终被处决，据说”死得比张志新还惨“。（3）兰州大学划为右派的36名学生、两名研究生、1名教师，被贬至农村劳动改造。由此，他们才真正感受到农民的贫穷，农村的凋敝，农业的衰落。他们听到农民无助的叹息，看到农民困苦的日月，经常议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其间，他们同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和当地农民建立了良好关系，获得多方面支持。这一群不承认自己失败的年青人，在稳定了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后，就跃跃欲试地展开新一轮活动。张春元提议办一刊物，取名《星火》，意在火种虽小却可燎原。《星火》第一期终于出版。39人酝酿的最突出的认识是：共产党已经腐败，需要一次革命。他们寄希望于党内革新者，盼望他们起来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让革新的党修正错误，缔造一个完美的社会。这些戴着”右派“帽子的年青人痴心不悔，一意革新。他们草拟一篇《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抨击”大跃进“是反科学，罢黜彭德怀是反民主，提出”还我民主，还我科学“，并油印出来准备寄给各省市党政领导，向他们游说。这些活动是向当时声势浩大的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新右派提出的挑战。他们还获得一份《南共七大纲领》，1958年通过的这份文件提出”社会主义自治“原则，并拒绝苏共在共运中的垄断地位。他们赞许这些主张，因而想到未来的中共革新应取得南共支持。被称作”兰大林希翎“的谭蝉雪奋勇当先，只身前往香港探路。张春元和苗新久也外出联络。不难想象，这一任务的冒险性与他们这方面经验的缺乏形成巨大落差。谭使用的赴港假证件被轻易识破，侦讯结果，彻底暴露，因此，以”反革命集团“的嫌疑将39人全部收监。结果：张春元被判无期徒刑，苗新久20年，谭蝉雪15年，杜映华5年等。张春元不甘心自由意志被剥夺，决定向庞大的专政机器发起进攻，策划越狱。这一冒险活动败露，1968年以”密谋暴动越狱“罪，张、杜二人被处极刑。自由的星火被熄灭。但是，这些落入陷阱者不灰心，不自馁，依然撑起自由之旗，继续向专制发起一波又一波挑战的精神永远记在历史上，尽管他（她）们的行为显得莽撞和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