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新贴按：人们常说“反腐要从源头抓起”，源头到底在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受挫的起始点在哪？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某种变相的世袭制、“太子党”现象和“权贵资本”？看看这篇六年前写的题为“探索社会主义挫败的理论机制”的文章，也许会对破解这些谜题、寻找其缘由有些助益。四天后撰写的《权力、市场和腐败》，是对上文长篇历史考察的逻辑概括和延伸，也一并发在这里。
要正视社会主义的挫败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瓦解，蜕变为资本主义了。
共产党失去了东欧七国的阵地。
社会主义中国，虽然顶住了“八九”浪潮的冲击，保住了共产党的统治，但是贪污腐败日益严重，政权已经部分地蜕变为马克思所说的“阻塞社会一切生命毛孔的寄生体”，并且这一过程还没有停止。
社会主义中国正处在自我蜕变为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如果这一过程不能阻断，用不着外力颠覆，社会主义也将不再存在，共产党将会失去政权，即使不失去政权，社会主义也名存实亡。
中国有三种前景：一是强大了，又保住了社会主义，这需要找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阻断自我蜕变过程；二是国家强大了，但丢掉了社会主义；三是既没有强大，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争取第一种前景，避免第三种前景，但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二种前景。
研究社会主义挫败的理论机制
社会主义处在危机中！
要研究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的原因和教训，探索阻断社会主义蜕变过程的理论机制。
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挫败的原因和教训，国内外已有很多文章论述了，我不想重述。本文想要探索的是社会主义遭受挫败的理论机制，也就是说，是怎样一些理论观念一步步把社会主义引向蜕变、挫折和失败的，看看能否找到阻断上述蜕变过程的理论机制。
谁打天下，谁坐天下
1989年夏天，在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还不到四十周年时，遇到了严重挑战，共产党的统治岌岌可危。当时，有一天，邓小平历述周、汉、唐、宋、元、明、清诸朝代各统治了多少年，长的八百年、六百年，短的也有二、三百年，然后愤愤发问道：“难道共产党就统治不了五十年？”
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人，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这番话也反映了第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总理念。
后来，我听到转述这段话后，茅塞顿开，解开了多年来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巴黎公社有精辟的分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当采取一些怎样的措施，应当怎样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都有非常重要的论述。但是，从苏联到中国，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上都没有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分析，都没有照此去做。这究竟是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百思而不得其解。噢！现在，我懂啦，“谁打天下，谁坐天下”——这个千百年来改朝换代的传统理念，实际上也是我们共产党人接掌政权的总理念。
这个执政的总理念并没有错
细细想来，也只能这样做，好像并没有错：
※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就是要夺取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政权，这不就是“谁打天下、谁就坐天下”吗？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不矛盾。
※把中央各部门和各级政权交给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做出过贡献的共产党人，这既可靠，又是论功行赏，也合情合理么。
※刚刚被推翻的阶级敌人，千方百计要夺回失去的权力，难道共产党人就不应当采取种种措施，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么？
※把这样和那样的权力和职位交给自己熟悉的部下、亲友和子女，这不是人之常情么？
这些都是可以站得住的理由。“谁打天下，谁坐天下”——天经地义，合情合理，无可厚非。
然而，蜕变的起点就隐含在这个理念中
在“谁打天下，谁坐天下”的理念中，有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把政权看作是战利品，是胜利者可以切割享用的蛋糕。
在奴隶社会，男女俘虏是战利品，可以作为胜利者的奴隶，任其宰割；但最重要的战利品还是夺得的政权，掌握了它就可以支配所辖领土上的一切资源。
在封建社会，夺得了最高政权的皇帝把夺得的领土分封给他的有功之臣，由他们掌握各自领地的政权，支配各自领地的一切资源。
在现代西方民主制下，通过竞选赢得了政权的政党，也总是把政府各部的职位看作是战利品，分配给为其出过力的人。
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得政权之后，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及各部门职位，按其在战争年代做出的贡献和现实能力，交其掌管。当然，这也有论功行赏的意味。分配权力的人和接受权力的人，实际上都有把这种权力看作是战利品的观念。允诺接受和平解放的国民党将领给以政府部长的职位，就是把政府职位作为一种赏赐，一种可以交易的东西，一种可以分享的蛋糕。
这和共产党人本来的政权观是根本不同的。在共产党人看来，为什么推翻旧政权，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工具。为什么建立共产党人的新政权，因为它是解放人民和保卫人民的工具。共产党的政权是解放和保卫人民的工具，这是共产党人本来意义上的政权观。
当然，在掌权的初期，这种政权观还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把政权看作是可以享用的战利品的观念还没有处于支配地位，但它已经隐隐约约存在了。
从生活特殊到贪污腐败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级政府官员是清廉的。群众有议论的，是有些特殊化，高级干部坐小汽车，有保姆、厨师，孩子上专门的高干子弟学校，诸如此类。
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十六级以上的干部每月有二斤黄豆补贴，有些干部有多吃多占的现象。
六十年代后半期和七十年代前半期“十年浩劫”时期，军队支左人员有借机捞一把的现象，有权力的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部队，而不是让他们上山下乡。
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掌握某些短缺资源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出卖批条，进行“官倒”，发了大财。在这期间，较早开放的沿海城市，有些人利用权力走私，倒卖房地产，买卖股票，发了财。
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有些人利用职权把国有企业财产据为私有，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九十年代后期至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日益普遍，日益严重。这表现在：
※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人，利用审批权，给这个或那个公司好处，以收取、索取贿赂，数量惊人；
※海关和缉私机构，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或者收取不法商人贿赂以便利其偷税、漏税和走私，或者自己伙同人进行走私；
※公检法部门，就像群众说的“吃了原告吃被告”，甚至和黑社会勾结以骗钱；
※组织部门和掌握人事大权的负责人，受其贿赂给以提升，变相卖官；
※掌管计划生育的部门和人员，以收受超生的贿赂或罚款，中饱私囊；
※……
以权谋私扩大到全社会
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行为，对全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党政干部掌握党政大权，但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员，也都掌握相应的职业权利和资源。上行下效，官行民效。既然党政官员可以以权谋私，那么，我这普通老百姓为何不能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为自己谋利益呢？于是，各行各业就利用各自职业的权力和资源为各自谋利益，这就刮起了各行各业的不正之风。这表现在：
○商业工作人员，在短缺经济年代，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稀缺商品，为自己和亲近的人谋利益、拉关系。那时，在商品短缺、供不应求的条件下，顾客有求于售货员，因而她们的服务态度傲慢。现在，那种傲慢服务态度已经不见了，但是又出现了以伪劣商品欺骗顾客的现象；
○在医疗行业，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手术刀不如剃头刀”不见了，没有几百元、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红包，做手术是不放心的。给病人开处方，药越多越好，越贵越好，住院就更好，可以得到更多的提成、回扣和奖金。买和用制药厂的药，制药厂可以给采购者和医生提成；
○新闻报道也成了交易行为，被报道者出钱给红包，报道者不管真实与否给以报道。评职称，升学位，需要有论文多少篇，没有，花钱让报刊杂志登载；
○……
激化了争权斗争
既然政权是战利品，是可以分享的蛋糕，可以掌控相应范围的资源，因而人们都要得到更大的权力，都要控制更大范围的资源。因而，夺取政权之后，执政党内各个层次上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激烈。
在中央，在最高层次上，往往冠以“路线斗争”的名义。其实，除了路线和政策的分歧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争权斗争的内函。至于谁是谁非，对国家谁利谁害，这要视情况具体分析，但在本质上都是争权夺利的问题。
在中级和低级的层次上，争权斗争的形式更为复杂多样，或者借中央开展的某个“路线斗争”把对手打下去，或者借地方上的某个问题给对手加一个罪名，或者靠任用亲信，结帮拉派，排斥异己，造成完全控制所辖地区和部门的局面，或者利用专政工具来对付对手，诸如此类，难以尽述。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是非常激烈残忍的，不仅在政治上打倒对手，甚至采取阴谋手段，肉体上消灭对手。
污染了学风
本来，共产党人的哲学是唯物论辩证法，是最追求真理的哲学。但是，在掌握政权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越来越少，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因素越来越多，离真理越来越远。
这表现在许多方面：
◎领袖也是人，也有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也会发生主观判断不符合客观的错误。但是，为了让人听他指挥，崇拜他，迷信他，却把他说成是天才，神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错了也是对的，不能推翻。在打天下时，也许需要这种绝对的权威，以应付复杂多变的危急情况；但在掌握政权后，如果还是这样，那就会为所欲为，一错再错，造成严重失误。
◎社会主义社会确实比其它社会好，但我们把它过分理想化了，没有矛盾，没有缺点，至善至美。这不是“终极社会”了吗，那还有什么发展呢？一听到苏共二十大揭露苏联社会的情况，就感到难以理解，甚为吃惊，就是这种错误观念所致。
◎对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甚至不能怀疑。其实，这些路线、方针和政策不仅可能会错，而且即使正确的也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本来是复杂多样的，人们对问题的看法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我们的报刊传媒只能有一种声音，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报成绩，不能报阴暗面。结果，全国十几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一张嘴巴，一种声音。
几点看法
从上述历史的和逻辑的探索叙述之后，似乎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社会主义的挫折和失败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而是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信徒部分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在政权观上部分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没有摆脱历史上千百年来改朝换代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是“谁打天下，谁坐天下”，把政权看作是战利品。
第三，政权的本质，就是它有掌控相应资源的权力，必须对它进行相应的限制，否则，控制政权的人就会利用这种权力为自己谋利益。
第四，从腐败的演化过程和现在的表现形式，可以看出，国民经济的市场化，正在把一切都变成商品，把政权和各行各业的权力变成为商品，把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变成为商品交易关系。
第五，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走后门，以权谋私，那么，在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则是权钱交易，贪污受贿。
第六，小平之所以强调要坚持两个基本点，强调两手都要硬，就是他好像已经预见到了，随着市场化的进展，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也会随之商品化，商品社会的腐败现象也会随之发生。
第七，要遏制腐败现象，阻断蜕变过程，一要限制权力，二要制定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法规，三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第八，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应当努力付诸实施。但能否奏效，确实令人担心。现在，政治领域和社会各领域的腐败现象，实际上是经济市场化的表现，是商品经济必然的伴生现象，有其存在的内在根据。看来，只能加以限制，难以根除。到头来，这会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的命运，确实令人担心。
第九，因此，拯救社会主义有没有其它的途径，似乎应当予以考虑。（2000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