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来都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汉高祖刘邦准备登基大典，来了一位无耻的文人，在他面前推销尊卑的礼仪之法。当汉高祖刘邦对繁文缛节不屑一顾的时候，那位知识分子陪着笑脸，低声下气的说，试试看吧。
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王权面前再也没有抬起头来。如果实在待不下去，知识分子要么对酒当歌，苦中作乐，要么挂冠而去，放荡形骸。少数知识分子不甘寂寞，结党营私，准备东山再起。但除了少数知识分子依靠地痞流氓成就大业，实现改朝换代的梦想之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沦落成为了低三下四的王公大臣。
由于知识分子大多具有煽动能力，所以，封建王朝一直禁止知识分子结党营私，知识分子没有结社自由。在中国商人可以自发地组织起来，组成商会，但是知识分子不能自发地组织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仿效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自发组成政党，宣传自己的主张，并且通过武装起义，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宣传民主主张的同时，不由自主地掉入封建黑帮社会的陷阱之中。中国近代出现的几乎所有党团，都实行非常严格的登记制度，在社团内部等级分明，如果社团成员违反了社团的规定，轻则受到排挤，重则丢掉性命。在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中，发起人为了确保党员对领袖忠诚，明确要求宣誓党员必须同时宣誓效忠领袖。这种结党营私的做法，即使在当时的同盟会内部也产生了极大的争议。然而，从同盟会开始，几乎所有的政党都沿用了这个传统，在党内实行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并且要求所有的党员都必须听从领袖的召唤。
这种把现代民主政治运动改造成为类似于封建大家庭的做法，不但激化了民族矛盾，分裂了族群，而且为个人专制和政党专制埋下了伏笔。这些所谓的现代化政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将整个国家变成封建制的结构，各个地方虽然保留着部分权力，但所有权力都受制于中央，中央可以随时取消地方选举，也可以随时免去地方权力机关首长的职务。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利用现代政党的形式，推行封建专制统治罢了。
保持政党的开放性，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还是专制的根本性标志，因为现代政治都是政党政治。如果政党具有开放性，能随时吸纳不同阶层的民众，那么，这个政党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党。如果政党具有封闭性，在政党内部壁垒森严，一旦加入政党之后，必须按照党内的规则听从上级的命令，不得发表不同政见，那么这个政党就是典型的黑社会团体。
所以，如果不解决政党的开放性问题，那么不管有多少政党，这个国家仍然是封建制的国家。在中国某些地区的政治实践中，人们已经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在这个地区政党林立，但是有些政党内部壁垒森严，党章要求全党服从中央。在政治选举过程中，所有的竞选人都必须服从党中央的调遣，不得擅自行事。如果违犯了党的纪律，那么，必须接受严厉的处罚，包括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自己的人身自由。
现在中国的学术界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政党的数量方面，而没有看到现代政党的本质要求，没有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找到政治改革的正确路线。
在我看来，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应该采用这样的步骤：通过公开的竞选活动，让公民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此基础上，逐渐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重新凝聚在一起，从而产生新的政治团体。但是，这个政治团体不许限制人身自由，不许建立等级森严的内部结构，每个党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愿望，自由地选择属于自己的派别。每一个派别可以根据选民的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只有这样，才能将传统政党转化为现代政党，中国的政治文明才有可能实现。
中国的知识分子渴望组建自己的政治团体，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拥有了结党的权力，那么，他们会在第一时间把自己塑造成黑社会老大。把政党变成争权夺利的决斗场，把政党变成结党营私的黑社会。所以，如果不改变政党的性质，那么即使有更多的政党出现，仍然不能改变族群分裂的局面。
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正处在十字路口，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传统政党中存在的弊端，而只是希望整个社会出现更多的封闭的党派，彼此之间相互争斗，那么中国社会永远不可能成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