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最近的一个世纪，我们仍会看到一个自由民族孤立、冷落他最好的儿女的事实。那些人并非遭政府有意敌对，而是被民众主动冷落。我们在怀想古希腊众多英豪的丰功伟绩时，也无法对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等人的结局避而不论。普鲁塔克说，“奥林匹斯神”这个在当时就已属于陈词滥调的喻词，用在伯里克利身上却是再恰当不过。这个人用一种隐性独裁的方式，教导民众学会自己治理国家。他是古代贤人政治家的典范，尽管他最后在民众怀疑的目光里死于瘟疫。
在《地中海——传奇之海》中写到伯里克利的时候，埃米尔·路德维希毫不吝惜他的赞美:“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懂得光荣与野心之间的区别；这位独裁者也许是唯一可以声称在身经百战、魂归西天之后，任何雅典人都没有假装悼念的独裁者。”也就是说，他教会了人民以自由，又以自己晚年的受辱和死亡来考核这种自由观念的深固程度。有这样的领导人，无怪乎“光荣”二字会被历代的仁人志士授予古希腊。路德维希在自己生活的时代里，对独裁、暴政、野心有太多的见识和心得，他因而书写伯里克利之伟岸——他高于后来罗马的屋大维，高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高于波斯穷兵黩武的诸王，更不用说导致希腊“黄金时代”毁于一旦的斯巴达人。
据说伯里克利曾经参加过第一次希波战争中的萨拉米战役，这场由地米斯托克利领导的决定性战役，被公认为是后来希腊拥有黄金时代的一个前提。但是，战争毕竟是人类最残忍的行为之一，伯里克利时代的辉煌要依赖于最先进的军事思想和战略。路德维希说，当今的思想家、科学家，看到自由和正义遭到高科技产物的威胁时，会为自己的思想和发明感到羞耻不安，然而在文明早期，希腊人却用造船、航海术和战略，在萨拉米决定性地“将野蛮人和世界上教化程度最高的民族隔开”。他把古希腊列为自由的开端，并且毫不隐讳地陈说自己对高级和低级文明的界分，希波战争是标准的文明对野蛮的胜利。
自由的护佑者最终也受自己栽培的自由的连累；自由、民主、进取等等所谓“地中海的精神”，却是靠着军事上、科技上的先进来保卫的。古希腊的“光荣”中凝聚着种种矛盾。在周时奋先生所著《地中海的秩序——希腊罗马时代的军事博弈》一书中，大量插图复原了希腊，这一地中海国家中最早制造出三列桨战船的国家，其与海军强国波斯一争高下的场面:船艏冲角充满威胁的姿态，舰只本身狭长，作出一副如凶猛的斗鱼一般的姿态。路德维希赞叹着当时的海军战术:“每一艘船都试图使自己的冲角对准对手船只的侧翼冲去，这是在高速前进的情况下才能做到的超群技巧。大约公元前660年古希腊一场早期海战中科林斯对克基拉的战法，也是晚近到了1866年时一艘奥地利船只在一次海战中在莱什诺击沉一艘意大利船只的战法。”
尽管在《地中海——传奇之海》中对希腊和它的伟人们赞誉有加，路德维希并不讳言这种伟大与武力、与战争的关系之密切。萨拉米战役胜利后产生了阿提卡海上联盟，正如色当之战后产生了德意志联盟，胜利者既书写历史，自然也获得了证明自己比敌人更“高尚”的权力。所以这之后，雅典人担当起了古希腊道德领袖的地位，而作为同盟者的斯巴达人不知不觉“出局”了，这让他们十分不满。过了半个世纪，斯巴达人终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起进攻，他们的胜利显然趁了雅典政治的虚:发达的民主造就了城邦自身的涣散，人们为了防范贤人的变质而流放他们，而作为政治民主的直接产物之一，党派制度却在日益深化社会的腐败与分裂。
古往今来，之所以那么多有识之士扬雅典而抑斯巴达，也许是出于对由伯里克利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由衷的仰慕。说起斯巴达，则会联想到纪律，联想到尚武精神——自由的反面。夏多布里昂就是如此，当年他走向雅典时，说自己“体会到了一种使我不再会思索的极大的快乐”。而在斯巴达就不是如此，斯巴达阴郁、严肃而孤寂，雅典的废墟遗迹则洋溢着明朗、轻松的氛围，人气馥郁。夏多布里昂写道，是“人性中的高尚情操”使雅典具有了斯巴达所缺的优雅。生活在这种优雅之中，雅典人的战争也显得浪漫、纯真，他们出于对祖国与自由的热爱而战，这并非一种盲目的天性，而是理性的情感，它源于对上天慷慨地赐予他们的对一切美好东西的热爱。斯巴达的境界难以望其项背，路德维希甚至说，斯巴达的军事化管理是纳粹精神的早期预演。
但是，在为心目中的“圣地”厄琉西斯大唱赞歌的时候，夏多布里昂也无奈地发现，当地人竟已经遗忘了自己民族英雄地米斯托克利。昔日的辉煌和盛典早已化作尘土，岸边是野渡无人，战船的碰撞和白浪滔天的景象只能仰赖于文人驰骋的想象。
时间的确能使人学得客观起来。《地中海的秩序》篇幅并不大，却涵盖了希腊罗马时代大大小小二三十场经典战役和战争，兵燹频仍，不绝如缕，所谓的“文明”、“先进”因来自落后一方的一次次残酷冲击而充满了悲剧色彩，好像看到游牧民族冲击中原文化那样教人忧虑。对斯巴达，路德维希不觉得有什么可留恋的，就连仅有的伟人，温泉关战役下捐躯的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他也没有多少叙述。但夏多布里昂却是这样说的:“从斯巴达的废墟走到雅典的遗迹，我觉得我愿意和列奥尼达同死而和伯里克利共生。”
伯里克利和列奥尼达合则一体，分则各见其弊。公元前480年，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那片地中海上发生了两次惊心动魄的战役——在萨拉米之前，还有温泉关。当波斯大军十二路齐进，拥入潭蓓峡谷的时候，斯巴达国王背后的希腊联军竟然不知所措，民主自由的雅典，到了需要沉闷呆滞、残酷寡情的斯巴达来保卫的时候了。文人们用非凡的头脑去想象历史场景，英国小说家威廉·戈尔丁说:“他依然站在那里。沉郁而坚毅的眼色扫视过平原。他很清楚，让他留下来坚守的必然是一种难以言传的、苦痛的对自由的渴望。”
自由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列奥尼达理解的自由，难道就比伯里克利懂得的肤浅么？在遭叛徒出卖，腹背受敌的情况下，镇守温泉关的列奥尼达选择了孤注一掷，用三百名沉郁但忠诚的斯巴达勇士的生命来换取希腊人团结御敌的决心。或许我们可以把萨拉米的胜利归于注定要流芳百世的雅典，但是谁又敢说，没有温泉关的一战，雅典还能赢得了三十年后再度辉煌的机遇？
在讲述地中海故事的书里，雅典与斯巴达之间著名的恩怨总是一块叙事的基石。如果说自由是“地中海精神”的核心，是“历史上正确的一边”的话，那么雅典和斯巴达以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方式在这“一边”站过。我们得对这两方同时献上敬意:他们各自代表着片面的理想。在地中海畔游览过后，戈尔丁写得动情无比:“正因为大大小小的列奥尼达长眠在这里，我才能去我想去的地方，写我想写的东西。他用自己的生命和奉献使我们获得了自由。”
《地中海的秩序——希腊罗马时代的军事博弈》，周时奋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38.00元。
《地中海——传奇之海》，(德)埃米尔·路德维希著，梁光严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1月版，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