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次的中国“二会”是引人注目的，数千人与会，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中国首都的人民大会堂。
按照惯例，“二会”以全国政协的开幕会拉开大幕。胖胖的贾庆林主席在会上发表了令人看来仍然难免厌倦的开幕词，为什么呢？因为那开幕词里面仍然充斥着我们常见的陈词滥调。我在想，中国有那么多的官方精英，为什么就写不出一篇见解高明、文词优异的文章来呢？
可惜，可叹。
又开会了，开什么会呢？哪些人参加？会议的内容是什么？这会议与中国国民有什么关系？与我这穷酸潦倒的文人又有什么关系？下面，我将根据我的理解来对这些问题一一作答。
1、“二会”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届人大五次会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届政协五次会议。“二会”分别有二、三千人参加会议，具体人数人们可以从会议的公告中得知。会议的内容人大与政协有所不同，程序相似。大多要由人大、政协的最高负责人作一个上年度工作报告等等。就人大而言，国家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议程，人大大概还要通过一些法律，如物权法与企业所得税法等。
人大要通过国家的上一年度财政决算与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并可能通过一些人事任命事项。政协会议的内容相对而言就次要得多，主要是向全国人大提交一些议案，作一些专题的调研等等，这与政协参政、议政的职能是一致的。人们必须承认，“二会”
作为现行政治制度安排下的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在维系国家正常秩序与活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无论人们对中国人大的非实质性的议会性质、功能有多少非议，但人大作为中国现行有效的“国家议会”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有一个人大总比没有人大好，虽然，这实存的人大确实存在着诸多的缺陷，是一个非实质民主意义上的政治存在。
2、这已经启动的中国“二会”与中国国民有什么关系呢？从表面上看来，全国人大是全国人民的代表大会，自然是体现了全体中国公民意志的会议，但遗憾的是，在中国表象与实质总是存在着一些距离。
从多方面的考察，人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全国人大与实质性的国家民意机构──现代民主意义上的国家议会是非常不同的。这主要的不同之点就在于：
A、现代民主意义上的国家议会是经由全体有选举权的公民通过合法公正的选举出来的国家议员组成的，而中国人大的代表的选举不具有真正有效的公正合法性。
B、真正的现代民主意义上的国家议会是独立的代议机构，具有自身法定的独立性与重要职能，而中国人大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机构，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因而难以有效地履行自已的职能；C、现代民主意义上的国家议会绝大多数都是由数百名议会组成的高效的立法机构，而象中国人大这样有着二、三千人代表的庞大的国家议会是很难让人们相信是有效率的国家议会。
如果要想使中国人大成为有效率的代议机构，就必须对人大进行彻底改革，对其进行必要的“瘦身”，大大削减代表的数量。即使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国家的议会议员数量也不宜超过1，000名。（二院制的议会，一院议员不超过500名。）
如上所说，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全国人大是一个合格、成熟体现出中国国民真实意志、意愿的国家代议机构。显然，必须对人大进行重大改革。当然，我也不能同意那种认为人大与中国国民一点关系也没有的说法，毕竟，人大与“二会”与中国国民之意还存在着一些联系，尽管此种联系十分薄弱，有待加强。
3、“二会”与我有什么关系？“二会”是当下中国重要的政治会议，而我是一个自称的文化人。依据中国文化人喜好议论时政的癖好，我也想着对“二会”作一些观察与评论。可是，我知道，就中国的传统而言，文化人议论时政是有风险的，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的文化人因为议论时政而被关押、流放，甚至砍头。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文化人议论时政也还是有风险的，虽然，风险似乎小了很多。至少在目前，议论时政还不至于被“朝廷”砍了脑袋。牢狱之门是开着的，一如那猛虎之口，还是有可能将人一口吞吃进去。我的朋友杨天水就是因为言论等问题而遭受了牢狱之灾，至今他仍在南京的某监狱苦度他长长的12年徒刑呢。说实话，我也不愿进那黑黑的牢房，因为正如谁都不愿为猛虎所噬一样，但我又不怕那黑牢。因为，古人云：“君子以致命遂志”。
既然为了自已的志向，生命都可以不要，那么，黑牢又有什么可怕的呢？议论时政有风险，为了理想，人们必须承担风险。有鉴于此，该当议论的，还是要议论。
中国的执政者们，听一听我的声音吧。是到了对中国有重大缺陷的政治制度进行变革的时候了。人大不能老是那样的一个人大，该按照人类现代文明所要求的去做。将中国的人大变革为一个具有很高效率的国家议会。具体如何去做？有很多的方案可以选择，问题只在于实际去做。肯不肯去做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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