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在开幕式宣称：本次“2007年两会”以关注“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为职责，但眼下“两会热点”仅仅集中于眼前利益的“官商勾结炒房”和“物权法”等，而对中华民族的一些长远危机却无人议论。比如，有一个比上述“眼前热点”更需要紧急关注的“长远危机”亟待解决——“一胎化”“计划生育国策”正在对中国人才出世率进行残酷扼杀！这有孔子等12名世界公认的“华夏影响力超人”和当代众多人杰多非“头胎”所生之铁证。
《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人》反对“一胎化”
依据首先来自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所着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人》一书，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有七人入选，始于第5名止于92名，依次为：孔子（5）、蔡伦（7）、秦始皇（17）、成吉思汗（29）、老子（73）、隋文帝（85）、毛泽东（89）、孟子（92）；在一百人以外而列入“享有盛誉的人物”，其中炎黄子孙有五人：朱熹、汉武帝（刘彻）、汉高祖（刘邦）、孙中山和唐太宗（李世民）。细查这世界公认的华裔“影响力超人”十二人的出生序列，除秦始皇是“头胎”长子，蔡伦、成吉思汗、老子、孟子难考在家排行，余者孔子等七人皆为二胎以后出生。这就证明，历代中国顶级人才中，至少有三分之二非“一胎化”所生；换句话说，任何时候，只要实行“一胎化”，中国就将有66%的人杰被扼杀于子宫之中！
不妨细看一下孔子等天才的家庭排行。
1、孔子——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谷梁传》细记为“十月庚子孔子生”。据此换算，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8日。文革时称孔子“孔老二”，其实孔子是他家第十一个孩子。“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相当于今日一个镇长），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
哈特对孔子的评语是：“孔子学说只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不是个人的权利。根据以这种哲学来保持国内和平繁荣所发挥的作用而论，大体说来，中国是地球上治理得最佳的地区。”
2、隋文帝杨坚——据《隋唐新英雄传》，隋文帝杨坚父亲杨忠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坚有兄杨啸，至少可算是排行老二。杨坚成事靠妻子独孤伽罗，独孤伽罗为北周大将军独孤信独孤信第七个女儿。（独孤信的大女儿，是北周明帝的皇后。第四个女儿，是八柱国之一李虎的儿子李昺的妻子，也就是后来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史称：独孤氏皇后出身的独孤家族对杨坚以及他的父亲杨忠都有恩惠，所以，杨家基本是从属于独孤家族的。杨坚本来就对妻子有所畏惧，独孤氏做了皇后之后，在参政过程中，更让杨坚佩服，实际上，独孤氏也像一个皇帝，或者说她是实际的皇帝。所以，宫中常把他们夫妻称为“二圣”。而隋家非头胎而成“二圣”的传统又在杨坚次子杨广身上应验，杨广成为隋炀帝。
对隋文帝杨坚，哈特的评语是：“他成功地统一了经历数百年严重分裂的中国。他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实行透过科举考试选拔政府官吏的制度，为中国提供一批批非常得力的行政官员。”
3、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湖南韶山冲农民毛贻昌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泽东，字咏芝（后改润之）。毛家的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了。母亲生怕他也不能长大成人，便抱他到娘家那边的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认做干娘，还取了个小名，叫石三伢子—毛泽东实为“毛贻昌家第三胎”。
哈特对毛泽东的评语是：“与秦始皇的功绩最相当的是毛泽东，两者都是中国人，都是在自己的国家实行一系列革命改造的掌舵人。”
4、朱熹——朱熹小字季延，清人毛念恃在《紫阳朱先生年谱》中曰：“文公名沈郎，小字季延。”季延之“季”为在兄弟辈中排行居四或最幼者的称谓。朱熹可算是“四胎儿”。
5、汉武帝（刘彻）——史称：“公元前150年，皇十子刘彻成为继位太子”，汉武帝是“十胎儿”。
6、汉高祖（刘邦）——虽然刘邦御用宣传部称刘邦为“龙之头胎”：“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通，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但学人考证，在《史记》或班固的《汉书》中，都没有刘邦名“邦”的记载，可见这个名字是日后才取的。刘邦本名刘季，中国古代兄弟排行顺序，老大叫作伯，老二叫作仲，老三叫作叔，老四叫作季。排行老四的刘邦，从小被称为刘季，登基成功之后，刘邦才取名“邦”，以寓“刘氏之国”。
7、孙中山——“1879年（光绪五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此史料可证孙中山至少是“二胎儿”。
8、唐太宗（李世民）——史载：唐太宗李世民（599-649）。为唐代第二位君主，高祖李渊之次子。也是“二胎儿”。
赵本山炮轰“一胎化”
猪年春节期间，网上有篇《赵本山考美国人智商》的小品搞笑热帖，其中一段这样说——
范伟：“六号奥尼尔，请听题。赵本山有兄弟三人，老大叫大傻子，老二叫二傻子，老三叫啥？”“三傻子呗！”奥尼尔咧嘴大笑。赵本山：“错！老三叫赵本山！我是老疙瘩！”……
无论赵本山是否认可这搞笑，这幽默文章中一句“老三叫赵本山”，透露了人们“人才常常出在非头胎”的潜意识。而这种期待“赵本山炮轰‘一胎化’”的潜意识可能来自大量人才的出生序列为“非头胎”。
随意在网上一搜索，出生于“第二胎”以后的名人不胜枚举——
沈从文——诺贝尔文学奖最钟情的中国作家——沈从文的湘行书简中，张兆和称沈“二哥”，可见沈在家排行老二。
老舍——中国最有影响的京味作家——老舍生于1899年，排行老二。老舍的儿女中，最有才华的是舒乙，舒乙在姐弟三人中也是排行老二。
王小波——中国新时期着名的自由作家——王小波在全家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四，在男孩中排行老二。他的许多小说中主人公取名“王二”，大有尊重“老二”之意。
陈香梅——着名美籍华裔女作家——陈香梅1925年6月23日生于北平，陈家共有六个女孩，她排行老二。
陈景润——着名数学家——陈景润（1933-1996），润排行老三，上有兄姐、下有弟妹。
费俊龙——“神六”宇航员——费俊龙1964年出生，在家中排行老三。
朱棣文——以“激光冷却并捕捉原子的方法”获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家奖——朱棣文于1948年2月28日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父母是江苏太仓人，40年代来到美国，朱棣文排行老二。
潘光旦——着名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出生在当时尚属江苏省的宝山，原名潘光亶，因排行老二，以“仲昂”为字。
章鸿钊——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先生于1877年出生在荻港镇三瑞堂一个贫寒的熟师家中，他排行老二。
卢克焕——因研制了世界首例“体外受精”试管牛双犊而名扬于世，可望解决与性别有关的370种遗传疾病，如“地中海贫血症”传男不传女的性别控制——广西大学副校长、广西大学动物繁殖研究所所长卢克焕博士，1945年出生在南宁市郊那龙的一个家庭，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老七。
周恩来父亲周殿魁——没有周恩来就没有毛泽东——周恩来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北部的淮安县。周恩来的祖父叫周殿魁有4个儿子，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排行老二。如若当时实行“一胎化”，就没有周贻能，也就不会有周恩来。
苏兆征——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会组织者，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两次工人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中共六大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
乾隆皇帝——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实际掌权64年——新觉罗？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排行老四。
李鸿章——中国近代对外开放第一人——李鸿章在六弟兄中排行老二。其最有影响的儿子李经迈，也是排行老二。李经迈曾被派任过奥地利公使，以房地产名作“上海丁香花园”标新立异，名噪一时，传为经典。
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家庭的六个孩子中海明威排行老二。
拿破仑——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榜第89名——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拿破仑在八个兄弟中排行老二。
卡斯特罗——古巴总统、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第一书记——卡斯特罗1926年8月13日出生于古巴东方省比兰镇。卡斯特罗他是家里的老三。
默多克——世界“色情传媒大亨”——1931年3月11日，默多克出生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以南30公里处阿德莱德的一个农场里，他在4个孩子中排行老二。
上述史料充分说明，“一胎化”一定会大量扼杀人类的天才和人杰出生。
如果2000多年前的鲁国实行“一胎化”“基本国策”，中国就不会有孔子了。“天不生仲尼”，不一定“万古长如夜”，但肯定不会有《论语》，没有孔子的《论语》，今日就不会有如此世界瞩目的儒学儒家了。好险啊，幸亏孔子的父亲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同理，如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实行“一胎化”，排行老三的费俊龙就不可能在1964年出生，“神六”宇航员就只能找一个素质低于费俊龙的人了。“一胎化”固然有利于现代中国暂时避免人口增长过快的经济压力，但却会使中国在今日和明天出现无法挽救的“人才荒”的悲剧。
“夜来风雨同声，花落知多少！”中国大陆自1978年实施“一胎化”“国策”以来，不知有多少人才被“一胎化”窒息！
中国大陆现行的生育政策仍在坚持“一胎化”
人最可怕的是有病不承认，病入膏肓仍不知抢救。
中国大陆推行“一胎化”始于1978年。当时中国计划生育部门开始只是提出“一对夫妇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计划生育政策，但随即便升级为全民“一胎化”，在全国大张旗鼓地推行“一胎化”，其背景固然有为了尽快摆脱文革之后的国内经济达到“崩溃的边沿”的极端困境和“华国锋洋跃进”的需要，但归根结底，是一党专政缺乏民主监督科学决策的必然恶果，其根源与文革一脉相承。1978年11月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代表们本有不同意见，却因为巨大压力，默认了“一胎化”国策。
虽然到1982年初，因为国际舆论和学界、民间的强烈反应，中共中央采取用“现行生育政策”取代了“一胎化”，但实际上，“一胎化”运动是文革结束30年来从未停止的运动，甚至可能是比文革破坏性更深更长远的灾难。
有学者说得好：“平心而论，不要说我国的相关法律，就是中央的任何正式文件中也都从来没有使用过‘一胎化’的字眼。所以，它从来都没有获得过合法而完备的形式。但是，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却无一不感受到它的存在。它是一个幽灵、一个阴影，又是一种现实。”
以“现行的生育政策”作为“一胎化”的隐语，是中国大陆30年来强行“一胎化”的一贯策略。
2007年1月23日，新华社报道：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2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在“十一五”时期必须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而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张维庆此话是针对中共中央、国务院2006年12月22日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后，“有人认为这个决定的出台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放宽”的反驳。张维庆一面务虚，说“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一胎化’政策”，一面又极务实地严厉强调：“十一五”不会“放开二胎”——关于有少数人提出“放开二胎”，张维庆表示，党中央、国务院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十五”时期必须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他说，我国现在进入另一次人口生育高峰，“在生育水平回升的状态下，加上一部分地区基层管理工作比较薄弱，管理手段相对弱化，导致流动人口超生问题比较严重。在这个时候‘放开二胎’，风险是非常大的。”
这就充分说明，所谓“现行的生育政策”，其实还是坚持“一胎化”。
中国大陆现行的生育政策何以一再坚持“一胎化”？这可能有三个原因。
其一，当局对“一胎化”危害认识不深。
张维庆在上述讲话中只承认，“一胎化”有带来“出生人口性别比不断攀升的”危害，但这一问题好解决，“中国政府准备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基本实现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化。”有些学者也只在关注“一胎化”带来了“独生子女”教育难。
其二，一些官员可能已认识到“一胎化”对中国未来的严重摧残，但抱着“只管我这一届任期顺利”和“我只管我这一代”的自私想法，明知“一胎化”运动罪孽深远，也仍然“看水流舟”。
其实，“一胎化”的主要破坏，首先在于扼杀一切“非头胎”人才，断了中国再出孔子等天才的人才资源。尽管有关部门宣传，今日中国“只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川等省，实行的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实行的是农村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西藏地区没有生育孩子指标限制”，但实际上，全国县级以上城市都一直在实行“一胎化”，而各级城市是中国人才主要集聚地，中国城市“一胎化”三十年的结果，是使中国众多高智商家庭低生育，人才自然出生率成倍降低。可以说，“一胎化”已使中国人种出现优减劣增的严重困境。
而且，“一胎化”开了一个极坏的头，让政府突然间有权决定公民生育孩子的数量了。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几乎绝无仅有。当政府一面大力鼓励市场经济时，却又一面要计划生育，不惜一切代价规定老百姓生孩子的数目，把计划各个家庭的生育数量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强制公民必须做到，这是在从根本上否定法治和市场经济，留下一个专制和计划经济复辟的根据地，荒谬至极。
其三，“一胎化”有利于官员“权力寻租”。有许多官员要依靠“超生罚款”致富。“一胎化”已成为稳定腐败的重中之重，成为破坏社会公平，破坏社会和谐的“病菌温床”。
至于“一胎化”造成人口老龄化、带来市场严重萎缩和就业危机、教育危机等等经济问题，早有学者上呈专论，本文不再重复。本文只想提醒不久前仍然宣称“中国将继续执行一胎化政策”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国历史上一再多次出现社会经济危机，但从来都不是靠强行限制人口增长得以解决。人类发展的根本在人才济济，有了新人才自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制度变革；而人才既靠教育，更有天赋遗传的因素，因此保证优质人才生产链的完整和自然的出现概率，理当为政府高度重视。
为了催促政府对“一胎化”运动悬崖勒马，特向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发此公开信，谨望“两会”能让民意与旨意共生，展开争鸣讨论，监督政府立即停止扼杀人才的“一胎化”运动！
2007年3月4日于深圳“早叫庐”
首发议报第292期
议报》第2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