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台湾民主运动的先驱雷震先生逝世28周年纪念。记得于一年前的这一天，本人亲自出席了“公益信托雷震民主人权基金”的成立大会，但由于苦无经费无法运作，经过行政院大力的支持，积极协助募集基金，终于在基金成立的周年，完成三千万元经费的筹措工作，对于实现雷震先生毕生追求自由、民主、公义和人权的遗志，又向前迈进一大步。
雷震先生于1897年生于浙江长兴，早年曾担任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书记长、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务。国民政府迁台后，也曾出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可以算是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之下的党政要人。
1949年雷震先生在执政当局的支持之下创办了《自由中国》半月刊，之后言论逐渐转向，经常批评时政及国民党的威权统治。1956年蒋介石70岁生日时出版《祝寿专号》积极建言要求进行政治改革。1960年3月，透过《自由中国》发表社论，公开反对修改临时条款让总统连选得连任，而无任期的限制，严重激怒当道。同年6月，雷震宣布筹组新党，以团结海内外反共人士为真正民主而奋斗。9月4日随即爆发“雷震案”遭到逮捕入狱，《自由中国》也遭停刊、查禁。10月8日雷震先生经军法审判，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等莫须有的罪名判处十年的重刑。
隔年，雷震先生开始于狱中撰写长达数百万字的回忆录，却在刑满出狱时全数被没收，最后惨遭警总焚毁。对此公然违法乱纪的行为，于1988年本人与谢长廷及周弘宪两位律师，曾为雷震家属提出国家赔偿诉讼。2000年本人就任总统后，除亲赴国史馆关切雷震先生与《自由中国》史料保存和整理状况，更手谕国防部促成《雷震案史料汇编》问世，积极还原历史的真相，并还给当事人一个公道。
于国史馆所印行的《雷震案史料汇编》一书，由极机密档案解密后的文件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于1960年10月8日军事法庭宣判前，“上午11时在总统府集会商讨雷案，由（蒋介石）总统亲临主持……”，经与会人士发言后，“总统指示：……雷之刑期不得少于10年、《自由中国》半月刊一定要能撤销其登记、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总统随又垂询：……能否撤销登记？将来覆判不可变动有无把握？”“由汪局长（国防部军法覆判局汪道渊局长）答覆：都可以办到。”
由此可见威权统治的可怕，由总统在总统府召开会议，完全无视宪法与法律有关独立审判的规定，亲自决定审判的判决与刑期。且只因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就将人打成匪谍、诬陷入罪、罗织成狱，这样的独裁者还被称之为“民族的救星、民主的伟人”，这难道不是历史最大的讽刺，不需要严肃的面对与检讨吗？相信随着“重大政治案件”
相关机密档案的解密，绝对还有更多相同的史实会陆续被披露，一案一案的摊在阳光之下，接受全民的检验与省思。
对于转型正义问题的处理，尤其是对威权统治者历史功过重新的定位，这是所有新兴民主国家都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过去在中国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之下，统治阶层的成员绝大多数为外省籍，只因为这样，而把追求转型正义的努力完全污蔑成操弄族群、挑拨族群，这不但不符合事实，更是蓄意模糊焦点、规避责任。
依据相关的研究报告，白色恐怖期间的受难者，外省籍占40%，远超过其占人口比例的15%.“雷震案”的受难者，包括雷震、傅正两位民主的前辈，以及之后受迫害的殷海光教授，清一色都是外省人，同样的，从未经审判而被长期幽禁的张学良与孙立人两位将军，只因为得罪当道而终生被剥夺自由，也与他们的省籍身分无关。
不论是“2.28”事件、或之后的“清乡”、“白色恐怖”及长达近40年的戒严统治，我们从来不曾说过这些是族群的冲突或是省籍的矛盾，我们始终认为这些完全是党国体制与威权统治对民主的否定与对人权的迫害。长期以来，威权统治时代所有的不公与不义，始终躲在族群议题的保护伞之下，任何人试图去解构过去党国体制的迷思，马上就被扣上操弄族群、挑拨族群的大帽子，结果使台湾的民主有转型，但却没有正义。
未来我们不会再重蹈覆辙，将透过责任的追究，积极还原历史的真相，让全体国人同胞清楚的认识，在威权统治之下，不论是本省人、外省人，甚至原住民，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受难者。雷震先生的回忆录可以被焚毁，但历史绝对不能被窜改、被扭曲。让我们勇敢的面对过去，澈底的挣脱旧时代加在我们身上与心中的枷锁，以对自由、民主、公义与人权的坚定信仰，重新写下属于台湾人民真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