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左王，人们都一直认为是邓力群，未免抬举了此棍。真正的左王，非毛泽东莫属。
谢韬先生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中不过是引用了一点党内“左派”的妄语，却己使不少读者感到心惊肉跳。陕西社科院“享受国务院津贴者”的告发信虽然不妨以“芙蓉镇”中政治疯子的疯话视之，喻权域教授在两会前要以言定罪的言论，恐怕真要让不少人惊诧了。社会发展到今天，历史真相不断浮出水面，通讯技术和设备更是日新月异空前普及，想找什么资料，往往只须举手之劳。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著名”人士对左王甘之如饴奉若神明？有人说，确有相当多的人因种种缘故而不识左王真面目。果如此，对这些人的启蒙还须借鉴一点“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精神。非如此，政治体制改革就异常艰难。这也是我为什么写此文的初衷。
《炎黄春秋》上刊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本来就是谢韬先生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的序言，毛泽东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此文分60个自然段，与此前在网上刊出的原文相比，除个别字句差异之外，所删去的二段，信息甚为丰富，颇堪玩味：
1、在第55自然段下删去了“毛泽东取代了蒋介石，各党各派全国人民，希望毛泽东兑现延安时的民主诺言，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开民主国家新纪元。住进中南海，毛泽东变了脸，宣称他是‘马克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厉害100倍，成为不穿龙袍的皇帝。他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是保证和不妨碍毛泽东乾纲独断的一种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3，750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2、在第59自然段与结尾之间，删去了“现在正在酝酿通过党内三权分立（将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行使决策权，党委会行使执行权，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实现领导体制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在一些地区试点。由绝对排斥到结合实际地探索三权分立的实现形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突破。
“要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党的领导人错了，在党内能够得到有效抵制和纠正；作为执政党的官员错了，能够得到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有效抵制和纠正。（中共？）作为执政党的运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变，要在宪法之下活动，而不是高居宪法之上。要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行使民主国家议会的职权，在政权体系中建立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机制。有意识地设置和强化这样一个对立面，将保证我党成为民主决策、清正廉洁、领导正确的执政党。从执政党领导体制的改革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两步走的战略，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
“党内民主”一词近来大行其道，是否与“现在正在酝酿通过党内三权分立”有关？鉴于毛泽东“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的历史教训，“要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党的领导人错了，在党内能够得到有效抵制和纠正；作为执政党的官员错了，能够得到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有效抵制和纠正。”是不是“党内民主”要达到的目标？
从“党内民主”和“毛泽东乾纲独断”，我联想到中共历史上至今讳莫如深的“富田事变”。说来可叹，“富田事变”竟然是由一次小小的“党内民主”引发的。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一生崇奉暴力，嗜斗、嗜杀。“富田事变”正是能使人认识左王真面目的绝好教材。从“富田事变”人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这一历史事件与其后“延安整风”、“反右”、“文革”的脉络关系。窃以为，左王当国为祸神州数十年，“富田事变”既是他的第一桶“金”，也是他的第一笔血债。
有关富田事变的挖掘研究，高华先生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张戎女士所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广证博引，资料翔实，极富研究价值，最具说服力。
高华先生说：“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1931年镇压‘AB团’的行动。”是由无可置疑的历史档案中得出的结论。
1929年2月，毛泽东撤离井冈山向赣南发展，与东井冈东固兄弟部队李文林部会合。11月，毛泽东无视中央，擅自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并将李文林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1930年1月，毛泽东径自任命连襟刘士奇为赣西南地区的领导人。
对毛泽东如此抓权，中共中央于1930年4月3日发通知：“各地已组织的正式红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特别不点名地批评毛擅自编管江西红军。5月，赣西南依此起来反对毛泽东、刘士奇。
旋被刘士奇扣以AB团帽子予以镇压。不到一个月，数千“地主富农”、“AB团”分子被杀。8月初，毛泽东带部队二攻长沙，江西共产党人抓住这个机会召开代表大会，用“党内民主”把刘士奇选掉了。为“富田事变”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从长沙返回，10月14日给上海写信说江西共产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为AB团富农所充塞”，“非来一番彻底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
“攘外必先安内”，11月下旬，毛泽东先从自己的红一方面军发动“快速整军”，大开杀戒。不足一个月，在40，000多红军中竟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来。据1932年5月的一份秘密报告称，当时“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审讯时，“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人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县说，刑法计有120种之多。”有一种想象丰富的刑法叫“仙人弹琴”，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象弹琴一样。杀人的办法也多种多样，“剖腹剜心”是常见的。毛泽东甚至说刑讯是天经地义，受刑不过乱供本身就有罪：“是忠实的革命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
数万人就这样死去，仅红军就有10，000人死亡，是所有毛管辖下红军的四分之一。读至此，真令人“魂飞魄散”、“五内俱裂”！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清洗，也是以后“抢险运动”、反右、文革一系列清洗的先声和预演。
部下的意见“统一”了，上下“和谐”了。毛泽东就转手对付以“党内民主”把自己连襟刘士奇选下去的异己。12月3日，他派李韶九去富田，给了李一张名单。下令“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
“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所谓“AB团”，自然就是那些毛泽东“调不动”、“靠不住”的部队。
李韶九12月7日到富田，当晚便抓人用刑。一种刑法叫“打地雷公”，把竹签从手指头与指甲盖之间的缝里打下去，一锤锤钻心的痛。另一种刑法，用香火烧，也是慢慢地折磨，教你生不如死。李韶九还为江西领导人的妻子备有专门的刑法。据受害者事后的控诉，他“将女子衣服裤子脱下无片纱，用地雷公打手，线香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李韶九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激起了一场直接公开反对毛泽东的兵变。兵变领导人刘敌，是毛的老乡。毛本想利用他协助掌握江西红军的。
12月12日（第一场双十二事变），富田事变爆发。刘敌率领20军独立营包围军部，逮捕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等人。傍晚，谢、刘率20军军部直属独立营冲到富田，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 B团”70余人。随后，谢、刘率20军至赣江以西永新、莲花、安福一带，继续展开土地革命。并采取派段良弼赶赴上海向中央汇报赣西南“AB团”及事变经过请中央裁决等四项措施。
惺惺相惜，急于寻觅中国代理人的斯大林，极为欣赏毛泽东。莫斯科下结论说，毛“根本上是正确的”。下令把江西共产党人的申诉转交给毛，由毛处置。嗜杀的毛泽东，其处世宗旨向来是“逆我者亡”，谁反毛，谁就是AB团。谁受刑不过承认自己是AB团，他就一定是AB团。左王当国数十年间的无数冤狱，无不是这种荒诞逻辑的必然结果。试行“党内民主”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毛泽东则通过这场大恐怖成了江西苏区的列宁。
流行一时的“十送红军”，长期被解读为江西苏维埃老区人民送红军踏上长征路的歌曲，其实，那无比哀惋凄惨的曲调所寄托的，完全是对红军内讧、自相残杀，对亲人无端丧命的哀痛之哭。
友人相聚，座中有为毛泽东扼腕者，叹息毛泽东建国后为什么不肯名成身退，成为一代完人。此言引起我对毛泽东为什么异常畏惧党内出赫鲁晓夫的思考。毛泽东为什么超乎寻常地恋栈？为了攫取权力，竟如赌徒一般不顾一切，不惜草菅人命，疯狂发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
答案明摆着，他害怕他的第一桶金和第一笔血债被揭发、被暴光。死于“富田事变”的那些冤魂是他永远的噩梦。延安“抢救”运动、反右、文革，只不过是“富田事变”的复制和延续。左王的每一次罪行都是为了掩盖其前一次的罪行。要想不被“赫鲁晓夫”揭发鞭尸，唯有牢牢占据权力中心方能稍觉心安。否则，便坐立不安。窃以为，这才是毛泽东为什么畏惧“赫鲁晓夫”而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至死不肯放弃的唯一答案。
据争鸣杂志《万里上书呼吁重评毛泽东》一文报导，2006年3月初，中共元老万里致函中共中央，郑重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万里老特别提出，1982年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承认是“违心”、“自私”，并决定以后要纠正这个错误。
1982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党对重大方针、路线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历史地位、功过的评价，是作了妥协、折衷，某种程度违心、自私了些。今后要作全面、科学、求真的反思和评价，可能要15年、20年。1985年，邓小平、陈云在十二届八中全会后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先后就历史问题作了进一步阐明。邓小平说，党内、社会上、国际上都有议论，指怎么能把一场十年的政治、社会浩劫，都算在林彪、江青、四人帮身上？毛泽东亲自发动、部署、领导这场政治浩劫，是要承担主要罪责的。党中央也要承担一定过失，也包括出席会议的大多数同志。关于毛泽东这段历史，共产党还是要修正的，要尊重历史。
从1982年到2006年，早已超过了15年、20年。万里老人揭开这一内幕，并盼望在时间无多的晚年，看到能有行动。读着万里老人的盼望，不觉一阵悲怆涌上心头。
说几句疯话，写几封告发信，不知者不怪。倘明知左王镇压“AB团”的血债，却仍然奉之若神明，其人也就难以常情常理度之了。
细览富田事变有关资料，再回过头来细品“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隐隐觉得这两种“民主”，似远不如“人道主义”民主更迫切。
（2007-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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