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是全国“两会”，如果有政治天气预报的话，这几天一定“有点反常”，《财经》杂志被撤稿，成为继2006年初《中国青年报。冰点》被突然“叫停”后，发生的又一件反常事。很明显，3月5日出版的《财经》封面文章《〈物权法〉奠基》是采访法学家江平等人的有关《物权法》访谈，没成想最后被强迫换成了“股市高处不胜寒”，说明了这个政治气候的反常程度，《财经》直呼“高处不胜寒”。
由此可见，至少在短期内，新闻舆论别期望能够获得上级主管放宽对媒体的控制，特别是一些新的新闻媒体，如《财经》、《南方都市报》、《中国新闻周刊》等，以及一些网络频道，它们并没有逃避某些监管部门过滤敏感文章的特权，更不可存侥幸心理。
应该说，《财经》杂志是目前新闻界最具品牌效应和有着风向标作用的敢言媒体，又是全靠销售杂志和广告收入成功活下去的独立媒体。
该刊物自1998年以《证券市场周刊》月末版的名义正式创刊以来，以揭露中国的财经黑幕而闻名。杂志主编胡舒立前不久还在美国旧金山公开表示中国的舆论环境有些乐观，但事实证明也是谨慎的乐观。她是应邀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系，与关心中国新闻事业的人士举行座谈。在座谈中，许多人对《财经》杂志在中国的处境感到担心，胡舒立表示：“我们现在还是觉得很乐观，而且总觉得一点点变化，一点点往前走，空间很大。并不象你们外间想象的那样，好象都没有自由。没有这种感觉。”
但她又承认，在中国，办一家独立的财经杂志，免不了会受到来自政府和财经界的压力。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了财经类媒体充分的发展机会。“我觉得在中国机会很多，因为中国的新闻很多，中国的社会变化很快。”因《财经》杂志时有大胆揭露黑幕的报道，胡舒立被一些人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美国的《商业周刊》则评选她为“亚洲之星”。
《财经》活法已经相当成功了，但中国大多数媒体，尤其是行业媒体，依然靠上级拨款和涉嫌强迫记者拉广告的行为而苟活着，比如前不久《中国贸易报》一名依靠拉广告生存的临时工作人员兰成长之死，则说明中国媒体生态的艰难险恶。今年1月份，兰成长在山西大同采访路上被打死一案经曝光后，《中国贸易报》一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前《中国贸易报》副社长李子成，已被该报上级主管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开除公职。另外一位分管记者站的记者部主任，及山西记者站站长和副站长则被停职检查。该报社的理由是“工作把关不严，用人考察不严”。北京一名与媒体关系十分深厚的民间人士秦全跃则认为“死了一个兰成长，就开了一个副社长”其实是替罪羊。李子成原是北京顺义县一家公司的综合办公室副主任，主要负责后勤采购工作。他于2006年10月份上任后，就展开了所谓大张旗鼓的改革，将原来报社的管理系统全部打乱，并在数次报社大会上提出全员经营，要求全报社每个人都必须有广告经营任务。该李子成为了突出政绩，最多曾给报社的一位记者规定了一年200万的经营任务，要求那位记者完不成任务就走人。正是在这样的经营思路下，该李子成突破常规，违反新闻出版署的规定，对报社记者站进行了“大胆”
的“改革”，胡乱起用乱七八糟的人，并规定了经营任务。因此，山西记者站所出现的那场惨案就成为这场改革的牺牲品。事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领导层对此案展开了调查，对李子成停职审查，最终决定，将其开除公职，重新配置了报社主要领导，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重新恢复了报社的管理系统。
山西记者站兰成长一案就是这场突击完成经营任务直接导致的后果。
有评论认为，上级开除李子城是及时纠正错误。《中国青年报。冰点》前主编李大同在接受外电评论时指出：《中国贸易报》处罚李子成在内四人的事件，只是寻找替罪羊而并非解决问题：
“由他们来承担责任呗，总得有替死鬼，这是中国新闻界腐败的一个很大脓疮，中国新闻界有很多腐败，这是其中之一。”
《百姓》杂志前主编黄良天也认为：
“新闻媒体的主管部门所限定报刊具有喉舌功能，令大陆众多媒体无法市场化，引发创收问题：很多象中国贸易报这样的报刊，属于政府主管，但政府又不给钱，它必须雇用一批非正式的象兰成长这样的，利用一些黑道手段，或非正常采访手段，为自己创收，保持自己经济正常运转。内地很多报刊存在这种情况，包括政府和执政党说的所谓主流媒体，也都是这么干的，因为这种报刊都是政府喉舌，在发行和广告征集过程中，困难是很大的。”
事实上，象兰成长这样的记者站员工群体，被称为“新闻民工”，又好比二等公民，其权益得不到保障，工资需要自己创收，报社连基本生活费都不发。所以，这一现象引起民间人士秦全跃的质疑：倘若该报社一把手社长没有强制下达高额的经营指标考核，副社长也不会那么玩命，但替罪也只能替到这个规格，到副职为止，这就是中国特色。之所以为李子成喊冤，因为他到头来还得去当替罪羊。中国的媒体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卖淫，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违法广告。
话又说回来了，不卖淫就沒有钱，沒有钱就等死，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中国媒体都卖淫。奇怪的是卖淫也要有个主旋律，于是李子成下台了。李子成以后呢？赵子成、王子成还不得接着卖。所以有人说，中国很多官办行业媒体，多半是既立牌坊，又卖淫，毫无新闻机构的尊严，为了金钱可以出卖良知。
正由于《中国贸易报》自身没有能力经营，所以才导致乱进人才乱卖版面，怪事不穷，出事后仅仅拿副职开刀，并未解决根本问题。而作为成功的商业媒体《财经》则已经完成这一过程，其主编胡舒立要求《财经》记者保持自己的职业尊严，拒绝泛滥于中国新闻界的红包诱惑。但目前也仅仅是有一家《财经》而已，全国有2，000多家报纸，9，000多家刊物，能有几个放胆敢言的《财经》？
非常遗憾的是，本次“两会”已经时间过半了，却是“任务未过半”，因为往年都会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新闻法立法的建议和呼声，但至今却没有听到，是不是这次“两会”太“大一统”了？难道意味着党已经全面给代表、委员们充分“洗脑”了？
自3月8日黄菊两次出席“两会”瞬间亮相，并再度消失后，上海等代表团的分组分团讨论会议已经对境外记者闭门两天了，对国内记者也是“严防死守”。而那些有点摸不着头脑的境外记者已经打道回府。
这种沉闷的“两会”气氛是怎么来的呢？据记者探听到，某地方人大的工作人员说，当地人大主任早在今年初就到北京“领受任务”，回去后对当地的两会出席者进行“培训”，主要内容是《物权法》，说有什么意见在“会前提出”，开两会时“别乱说话”，投票时要“顾全大局”。这么重要的法例讨论不准提反对意见，或者不让外间听见反对意见。据说，这样的大会气氛沉闷不免是意料中事了。
《财经》被撤稿，《物权法》不能讨论，新闻正义可以出卖，记者不能对“两会”自由采访……由此可见，中国媒体生态如此艰难险恶，恐怕已不是一年两年，恐怕今后仍然要继续“顾全大局”、继续掩耳盗铃下去，不管有多少真相、真话、真理，都照样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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