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兴：风暴过后的尘埃

而我们所处的真实是：这样的特工却是存在的。我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或者，根本我就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知道那些具有中国姓氏的“多纳斯”，他们只不过在警察机关里混饭吃，并没有出卖掉自己的良心。

不过，这无法改变被监控者的命运，普遍的窃听是无法避免的，窃听者的个人选择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正如没有任何一个“多纳斯”存在的东德政权，也未能挽回它在1989年轰然倒下的命运。

电影中，安排剧作家德莱曼和他漂亮的演员妻子作为窃听对象是一个精心的选择，现实中的“窃听”却要比这个故事乏味得多，任职于某机关的朋友告诉我，忙到连晚上春节都要加班，弄到的却都是毫无价值的信息。实际上，比较有趣的，可能是广义上的窃听——富于想象力的线人安插，会使所有悬念和推理小说都黯然失色。不幸的是，它不是电影，不是小说，而是现实生活，多少年来，这是朋友们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严重问题。

大量的事实面前，我被迫承认：我们只是身处围猎场的麋鹿，时时被“枪口”对准。记忆中，警察反应最快的一次，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外地来的朋友从火车站给我电话，早就不信任住宅电话的我，不由分说地断然挂掉，再用一个新买的手机号，按照来电显示的号码拨回去。一小时后，当我和这位朋友坐在饭馆里对饮，传呼机响了，回过去，一位许久不见的警察问我在哪儿，坚持要来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喝酒，并许诺替我买单。

为了不让远道而来的朋友受惊扰，我说了许多好话，才打消了警察前来“买单”的好意。从那以后，我对所有的电话联系都失去了信任。

但这种来自电话的窃听，因为早有心理准备，反而不是对人伤害最重的，最可怕的是你身边的“朋友”，在胡石根案和冯邵力案中，隐约都有这样的“朋友”存在，如果说秘密组党的做法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其中至少包括：这个社会中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于是，只能放弃秘密，甚至连抗争也放弃了，但是，谁又能放弃对个人隐私的保留？当你想到做爱的情景将被录音，当你想到商业上机密一览无余地暴露在警察眼前，当你想到一个挖鼻孔的动作可能被警察拍照，这样的日子，如何能够忍受？

但是，我们办不下护照，即使办下护照，也未必有办法逃离这个国家，于是，你只能承认现实：窃听，是我们生活中无法逃脱的组成部分。

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事实上，对于窃听的反感与对立，甚至毁掉了我的婚姻。当你意识到窃听的存在，或许，你不应该告诉你的妻子，因为她未必有和你相同的承受力，更重要的，你不要试图与她同谋以逃避窃听——意识到窃听的存在已经让人烦躁，与窃听者耍聪明更会使人崩溃，尤其那些必须全力谋生，无力与警察玩游戏的妻子们。生活就是这样，爱听不听吧！那种紧张不安的情绪，对家庭生活的伤害，不亚于“文化部长”的觊觎。

对于无法逃避的命运，正确的态度是，将窃听当作是不存在的。其实，很多情况下，也许真的并不存在。你以为你是谁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已。

窃听者最初的动机肯定不是出于好奇，而是恐惧。不掌握足够多的信息（哪怕是毫无用处的信息），大人物们是睡不好觉的。但是，大人物会利用这样的信息干预被窃听者的生活吗？在单纯的窃听以此介入被窃听者生活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些大人物们自我约束的规则呢？当我开始炒股的时候，很快有一位精通股市操作的人出现了，酒酣之际，当我说出一个少为人知的异议者名字，他马上就能道出此人更多的信息。有一天，他以好朋友的身份打来电话，要我把钱打入他的帐户，他要帮我买一支“保准赚钱”的股票。我害怕了，于是我去了警察局，我的问题是：这个人是否是你们的便衣，如果是，那好，无论如何，我相信警察不会骗我几个小钱；如果不是，那也好，这样一来我就不怕得罪他了。第二天，给了我答复：不是。不过，这位亲密的朋友，从此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从东德的历史来看，秘密警察并未充分使用他们掌握的信息，否则，以他们所具有的上帝般的超人能力，完全可以形成“以信息掌握多少决定权力大小”的局面。我相信任何具有理智的政权，都会审慎地使用警察由窃听衍生出的权力，否则，受伤害的绝不止是几个异议者。对这个体制来说，某种自我约束的制度，应该还是部分存在着的。

因此，我们不会丧失全部的安全感，只会丧失全部的隐私权，这是异议言行（哪怕是“历史反革命”）的代价。十多年下来，这严重地伤害着人的性情，但对异议者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来说，或许已不是什么大问题，我曾与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有人招募裸奔志愿者，一定别忘这个异议者群体——袒露无遗的生活，使他们成为有勇气赤身面对一切的人——本来，这不是好笑的话题，但我们却一定要笑着加以言说，因为，无论哪一种形式的笑声，都可以成为抵御窃听行为伤害的手段。

比较而言，电子窃听不是对人伤害最重的监控。德莱曼是可以不必面对多纳斯的。你所认识的人，才会构成对你精神上的致命打击。我不知当别的朋友猛然意识到身边朋友的真相时，是否和我一样，会在刹那间惊出一身冷汗。作为悬念和推理小说的爱好者，没有一部小说比我突然得出有关某个朋友的结论时更使人惊悚——这是只有一个读者的小说，这是只有一位观众的电影。

而我们还不能说出朋友的名字，因为一切都来自于推理，你只能说具有99%的可能，为了那1%的不可能，我们无权伤害朋友，当我们几乎全都受到过某种诱惑，我们知道情况会是如何复杂。

全凭良心：身为特工，多纳斯可以保护德莱曼，作为丈夫，德莱曼却被他的妻子伤害。

从技术上讲，今天的窃听手段比起多纳斯的“一九八四”年更先进，从财力上说，今天的警察可以比东德时代收买更多线人。政府仍然可以掌控一切。但随着整体上“地下活动”的结束，随着公然的轻微不服从者的增加，窃听真的能给大人物以安全感吗？东德，这个借助线人监视了三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仍然未能实现永久的警察统治。

一个不需要广泛窃听的国家才是最安全和稳定的。

其实，窃听只是在同时伤害窃听和被窃听者罢了。窃听在给被窃听者造成紧张、焦虑缓和绝望的同时，也在伤害窃听者自身的人格尊严，即使他未必能够及时体会到这一点。1994年，贴身监控的警察一边对王丹实施骚扰，一边公开宣称：“你有什么好生气的，这个国家早晚还不是你们的。”他不是没有是非观，也不是不懂得历史发展的方向，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被监控者实施骚扰。真是他心甘情愿要做的吗？让
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收入良好的政府公务员去做鸡鸣狗盗之事，不是对他们的侮辱吗？一个窃听者，当他总是在偷听被窃听者做爱或放屁的声音，他会不会极端蔑视自己？不是每一个窃听者都能听到《好人奏鸣曲》！从心理健康上说，窃听者和被窃听者可能遭遇看似不同的相同困扰，而对历史来说，窃听活动是没有任何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