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12天，全国”两会”大幕开启又拉上，这是第十届全国人大、政协的第五次会议，也便是本届人大、政协的最后一次会议。本次”两会”定位的点是”关注民生”，但广大舆论实际上是关注”两会”能否把”橡皮图章”变硬、把”摆设”变利器，能否把”两会”运作成真正对政府责任进行法律约束的议会，而不是形式要于实质的”花瓶会”。议会，就应该公开、开放、透明、辩论激烈，否则就不能称之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对人民利益真正负责的议会。
不过，话说回来，有人粗略统计，当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70%左右是各级官员，自己人监督自己人，能有什么结果？官员争着当代表，坏事也就容易坏在这里：代表不代表人民，恐怕只能代表自己，代表私。难怪贪污腐败的官员那么多。
“两会”上，不光新闻看热闹，还要看门道，比如今年的”两会”就有一些人物富有个性，或者性格特征明显，有的代表委员辛辣放言，有的则浑水摸鱼，当然还有希奇古怪的更多是人云亦云的，笔者有心搜集一些人物的脸谱，正好可以验证这些代表、委员的本色来，读者可见仁见智地去品评。
3月8日，陈至立参加全国政协科技组讨论，详细询问中南大学教授蔡自兴委员的收入状况：”年收入10万元有没有？”蔡自兴说”没有”。陈至立说，”看来搞基础研究的还有点低”，陈至立表示工资改革后，科研领域工资普遍有明显提高。并转身问身边的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科技部的工资不止两三千了吧？你的工资多高？”徐冠华说:”8000多。”陈至立公开自己的收入：”我的也可以公布一下，加上各种补贴，包括书报费、保姆费等等，每月1万。问了我的警卫员、驾驶员，收入也增加了，原来1500的变3000了。”
巩俐写道：”我们的环境太糟糕了，露天垃圾随处可见。大家都寄希望于国家投入多少钱，而很少想想我们每个人该做些什么。去国外拍戏时，发现当地人的环保意识都很强。”
巩俐前两年”演出任务多”，经常不来政协开会，广被人骂，今年倒是参会了，还交了提案，但还是少不了被人骂。骂巩俐的网友说，巩俐的”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的提案水平太低，”俨然一篇小学作文”。巩俐的回应是:”那只是我的一个建议，我自己还没有真正动手写。”她这番话刚说完，又有人跳出来骂：两会都开完了，你提案还没写？你都干什么去了？”巩俐提案事件”引发了一场两会演艺界明星委员是否太多，以及明星们参政议政能力的大讨论。有评论认为，像巩俐这样的”电影好手”，没有必要走进”政治圈子”，应该让她专心致志地演电影才是。也有人讽刺称：政治也追星啊！政协和人大都是追星万花筒。
每年两会期间，那些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国家领导人经常出场，进入某个代表团参与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看这个时候的会议新闻报道，几乎每一位领导人一上来，就是一通不同凡响的指示、重要讲话，他们总是能够高屋建瓴、发布最高指示。从前九位要员，到政治局各位成员，他们走到那里，聚光镜就对准那里。这个时候，他们的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已经被忽略不计，他们风尘仆仆到人代会不仅仅是来参加讨论，更多的是指示、定调。
中共领导人，最年轻的也是六十多岁，年长的都已过古稀，作为身体上的老人，他们平时阅读时都得换上老花镜，但赶上电视台记者拍摄给全国人民看时，他们又得戴上近视眼镜，一除一戴，十分麻烦，据港台记者细心观察，倒是总理温家宝老实不客气，干脆换了，直到离场前才换回原来的眼镜。
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3月3日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八常委集体到场祝贺，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缺席。不少港澳台及外国记者都对黄菊是否现身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个别记者还准备了望远镜。会议结束后，卫生部长高强在走出人民大会堂时被记者围堵。有台湾记者问及黄菊的病情，高强回答甚为谨慎，说”我并不是医疗专家”，并进一步强调，”这不是应由卫生部来回答的问题”。
黄菊不出来，倒是他妻子亮相了。据报道，今年妇女界活动于3月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吴仪等女性中央领导人与在京各界妇女代表和各国驻华外交官、使节夫人、外国女专家、专家夫人等1500人出席了节日招待会，黄菊夫人余慧文亦现身其中。与会代表表示，余慧文全场低调行事，并未发表讲话。她始终面带微笑，偶尔亲切地与女代表打招呼。其出面，或许有很不寻常的政治意味。
虽然中共党员陈良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已被停止，但他的人大代表资格目前仍保留，只是未被选入此次会议主席团。3月4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人大新闻发言人姜恩柱称，陈良宇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将会在立案检查后按有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大会秘书处已同意他不参加本届人大五次会议。既然是大会秘书处已同意他不参加，想必是他自己先提出不想参加？此前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例会上，陈每次均入选主席团，并领导上海代表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建议，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各大涉外宾馆在房间里放置圣经，方便外国人过宗教生活。圣经在中国从来没有在新华书店正式发行过，也没有在正式出版社大张旗鼓地出版过，更谈不上在宾馆放置了——在西方发达国家则习以为常。既然刘柏年委员认为这样做方便了外国人在中国过宗教生活，那么他有没有想过如何中国人方便过宗教生活，是不是奥运会过后就取消在宾馆内放置圣经？
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在中国大陆”两会”期间，相当活跃地抛出新话题，希望邀请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访台，看看台湾选举。却不料遭到外交部长李肇星的反击：”你知道吴邦国是谁吗？他是我们人大的委员长。你知道陈水扁是谁吗？他是台独分子！”当记者问及对台湾选举的看法，他仍不改麻辣风格，”台湾什么？什么总统？我没听说过！一个省不会有什么总统。””他是台独分子，这你都不知道。””一定要热爱祖国，台独分子你都不知道，我们只有一个祖国，一定要热爱祖国！”李肇星言毕扬长而去。
当有香港记者问李肇星被中国政府通缉的黑龙江中国银行前职员高山在加拿大申请延长居留一事时，李肇星立即说：”我不知道谁是高山，你的问题问的不好，我现在是听政协报告。”
当另一名内地记者问他对政协报告内容的看法时，李肇星在回答完后，再教训刚才问高山案的香港记者说：”你看，人家问的多有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被问到台湾”正名”及”去中国化”，他说，”陈水扁都说，台独是不可能实现，这连陈水扁自己都知道，这些举动无非是是选举手段！”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说，”我毕生忠于党、忠于祖国，我要求自己要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祖国”是他提得最多的两个字：”回头望望海关里飘扬的五星红旗，我下决心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回报祖国，而且要终生回报祖国”。
3月3日，在1个半小时的政协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吴建民共回答了8条问题，最后一个获点名提问的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她提的问题有点境外记者的味道：今年是本届政协会议的最后一次，过去有一些政协委员平时开会不发言，也没有提案，全国政协会否对这类委员设立淘汰机制，以完善政协委员的推选制度？没想到这个问题令外交官出身、表情一直保持平和的吴建民急了起来，或许是这个问题是针对近年曾多次遭外界抨击的一些挂名政协委员”不开会、不发言、无提案”现象，吴建民听后自然感到不满，反驳说﹕”本人是从第10届参加政协的，我所参加政协的会议，包括小组委员会讨论，你所讲的情我没有看到！政协委员发言争先恐后，我感觉政协委员讨论的质量是高的，没有套话，成绩和问题都明确讲出来。”他还引述中央文件”要充分加强政协的工作”的讲话后，再提高语气说﹕”要大力加强，不是小力加强；要充分发挥，不是一般发挥！”不知是否过于激动，当讲完话时，他已是大汗满头。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委员，是当了十五年的”超期服役”政协委员，最近因为发表一系列争议性言论，令一些网民的不满情绪高涨。吴敬琏先是支持春运票价上浮，接着又说城市拆迁不应完全按市场价补偿，还说中国目前节假日太多，全民炒股现象不正常，城市拆迁补偿所得应纳税，经济学家最好不要去说行情等等。对于批评，吴敬琏回应，”如果当政协委员怕挨骂，那么我们这些人就不用当了，可以回家了”。
“两会”期间，一批全国政协委员对包括部分奥运工程在内的首都主要工程提出批评，有俗称”鸟巢”的国家体育场、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和国家大剧院等。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委员指国家大剧院”是江泽民送给法国人的礼物”(设计师是法国人保罗安德鲁)。他呼吁全国人大、政协视察这些形象工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燕委员公开在会上怒斥”鸟巢”是”一堆废钢铁”，如”汽油桶”的国家大剧院更是”一半漏黄的毒蛋”李燕表示，虽然”鸟巢”上几万吨重的顶盖除去了，但其钢铁造型像一个巨大线圈，数万观众在里面要承受电磁辐射；而钢梁之间焊接口多，未来难免锈蚀。至于国家大剧院不仅严重破坏北京人文环境和谐，四周的5万吨储水和水下3层楼深的剧场，更如计时炸弹，一旦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他说，科学家测算过，1公升水渗漏到电源密布的水下剧场，电解后分解出的氢可产生200公升汽油能量，大剧院将恍如”汽油桶”。李燕还建议在大剧院圆顶上用白漆写上一个巨大的”拆”字。清华大学土木系前主任刘西拉委员也表示，美国”911″事件后，全世界在设计公共场所时都以反恐为主要考虑，而国家大剧院水下逃生路线长达250米，与国际设计思路背道而驰。
香港《新报》的女记者在人民大会堂采访经济学者吴敬琏关于物权法的看法时说，社会上对物权法有反对声音，坐在吴敬琏身旁的一名富豪级政协委员马上发火，斥责记者”胡说八道”，并伸手拉扯女记者挂在胸前的采访证，大声要女记者”走开！走开！我们不接受采访！”
双方一度高声争吵，惊动大会堂保卫人员，女记者其后表示，对这种不礼貌行为感到遗憾。这名身家超亿的富豪级政协委员即河南省工商联副会长、河南中陆物流配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超斌。当那女记者不满男子的无礼行为，颇为委屈地大声回应”你可以不接受采访，但不应该这样对待记者！”男子不理，仍大叫女记者”走开”。双方一度争吵，引起不少记者围聚过来。
同样是王某，2004年对于记者采访却是另外一个腔调，他对人民网记者说，”我也为自己作为政协委员，能’为民请命’，为百姓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感到自豪”，就是这样一个对待记者粗暴的人，人民还指望他为民请命吗？
有报纸读者呼吁能不能不吃龟鳖丸这类由野生动物制成的保健品，并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将这个呼吁形成建议案提交到全国两会。就此，杭州的青年时报特别采访了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不少代表委员都表示野生类的保健品因生长周期性等问题，建议还是少吃、不吃为好，要合理保护野生资源。说这段话的是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旭烽代表，她认为，对于保健品，自己吃得不多。万物苍生皆有个因果，一切都要合情、合理，吃保健品也要用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问题，不能因为保健品宣传说有什么什么疗效而胡乱吃，随意吃，而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结构。莫名其妙的一句话，不知道生产这些产品的厂家怎么看？杭州本身就有一家小有名气的龟鳖丸企业养生堂，王代表的这句话让人怀疑是否这家企业得罪了谁？不然报纸为什么那么多民生问题不提没，却针对这个建议什么”少吃、不吃龟鳖丸”？
王代表还是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她在”两会”上很细心地要为小乡村有一个垃圾箱而呼吁，她说”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这个浙江中西部三县交界的小山村的垃圾箱而奋斗”。
78岁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申纪兰，从25岁第一次当全国人大代表到现在，全国唯一一位连续当选一至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老人，他又被新华社吹捧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见证人”。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的任期，有些代表已经当了多届，实际上像申纪兰成了终身代表，这种状况是否应予改变？
已经八十高龄的江泽民，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又是十届五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却不出席会议，这样的代表是否有代表价值？这样的代表是否终身制？有人认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对每个代表的任期要有限制，以两届为宜。这样以来，江泽民，或者申纪兰，都不应该继续占代表名额了，可以让真正代表人民的代表当选。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最近面对新闻媒体毫不给情面地公然指出，中国大多数官员的文凭”是混出来的”，看那么多省委书记、部长是在职博士、硕士，他们哪有时间读书，多半是利用特权和金钱交易的，还有就是秘书代办的，多半名不副实。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接受《人民论坛》采访时说，对上访”截访”不但花费巨大，还造成了矛盾的积累，堵塞民意通道。任玉岭曾遇上过浙江某地的”截访人”，上访者刚一上火车，截访者就乘坐飞机进北京，等火车到达时，截访人员已经等在车门口。其实很多社会矛盾就是这样长期”截访”积累起来的。当然，某些部门对民众来访材料不加研究就下转，一级转一级，转到下面就了事，这也造成了矛盾积累。有的人还因材料转回到被揭发、被状告人的手里边，不仅自己的问题没解决，反倒因打击报复变本加厉受侵害。上访者作为利益受到侵害者，或是遭遇执法冤枉者，走进政府设立的信访部门诉说自身困境、求得问题解决，寻找公平正义乃至争取正常的生存权利，这恰好说明百姓对党和政府是充满信心的，是高度信任的。他们这样做，实则是下情上达。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把信访作为洞察社会风云的哨所、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联系群众的纽带、向百姓送温暖的桥梁抓紧抓好。
他认为，只要能以 “权为民所用”的真情认真去工作，不是”截”而是”护”，不是”堵”而是”疏”，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任玉岭还批评房价高问题，他认为其背后是这个行业的高利润，一些房地产公司的利润超过100%。
全国政协会议3月3日开幕，3月14日闭幕，在应到的2267委员中，缺席人数224，占了约10%。来自香港特区的全国政协委员刘廼强在谈到外界指政协委员是”太平委员”、”花瓶委员”的评论时辩解”是胡说八道”。他说，50年以前有这个说法，现在都变成一个标签了，50年不变的标签，那也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在中国现行的制度安排下，有权参与投票的全国人大被人形容为”橡皮图章”，而被定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光议事而无投票权的政协究竟有多大作用，自然更引起外界质疑。全国政协成立于1949年9月21日，在1949年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的五年间，政协一度扮演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角色。但1954年以后，政协的功能缩小为统战与团结社会各民族、各党派贤达人士的平台，政协委员的身份成为犒赏中共党内外有功人士和退休高官的荣耀桂冠。政协变得可有可无，政协是”政治养老院”、”花瓶”的说法，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由于政协没有表决政府工作报告的权力，但在表决政协自身的工作报告时，共有2014人赞成，2票反对，6票弃权，21人未按表决器。投票结果再次显示政协委员是一片和谐，毫无杂音，这不是花瓶又是什么？
来自宁波的全国人大代表范谊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交出了长达8000余字的《关于废止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建议”我们要破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神话！”范谊将高考定义为”高分辨率、选拔性的考试”。由于它追求高分辨率，高考中的难题、怪题就不可避免。由于它构成了高校招生的基本途径，以致高考之前12年的基础教育几乎都围绕着高考进行，其所派生的应试教育已经使我国的教育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教育的本性和灵魂；它使我们的儿童失去了天真和幻想，失去了对学习的热情和能力；它使我们的青年戴上了思维的枷锁，只能对规定知识反复记忆和辨析，扼杀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创造冲动；它使我们的民族习惯于接受和模仿，一个曾经最富有创造力的民族今天必须重新学会创造……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考虑废除高考的时候，要破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引导基础教育走出应试教育的怪圈，开辟素质教育的广阔天地……
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痛批名校掠夺教育资源，他认为有”很多高校经济窘迫、陷入财务危机，而清华、北大、复旦、交大为代表的四大名校硬件设施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高校，可巨大投入没有相应有价值的产出，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以及为全人类贡献普适的价值和思想方面，众多名校作为甚少！”在他草拟的《关于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为代表的名校应大力开展反教育(学术)腐败促进高校改革与教育公平的建议》中，列举了四大名校现状的诸多弊端，并称”清华、北大、复旦、交大为代表的一批名校程度不同地在催生成为教育(学术)腐败的摇篮。”他归纳弊端一：投资巨大、浪费惊人、亏损严重、创新乏力；弊端二：学术腐败盛行，欺世盗名成风；弊端三：名牌大学已沦为江湖，著名学者公开为强势集团辨护；弊端四：上市圈钱、与民争利、为外国培养高精尖人才。这些弊端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已成为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一方面大量的企事业单位需要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只能以考研、出国来推迟就业。每一个家庭为培养一个大学生投入了巨资，挤压了家庭的其他需求，导致国内内需长期低迷，国内GDP的增长只能靠加大投资、进出口贸易强力支撑，而维持长期发展最为重要的扩大内需却因教育、住房、医疗三大改革难点的困扰，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难题。高等教育将负担转移给民众。全国人民对教育更是又恨又怕，恨之高收费、乱收费、不公平，怕是怕孩子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得罪不起教育部门，敢怒不敢言；最需要关注的农村教育和基础教育又关注了多少？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时声称：他将在”两会”上递交提案，要求全国人大制定《汉奸言论惩治法》，对发表汉奸言论的人最高处以20年监禁。有人在网上查阅了喻先生的”档案”：私产保护入宪前，喻持反对意见；讨论物权法草案，喻和北大巩献田教授是”难兄难弟”；这一回要惩治”汉奸”，喻又迫不及待。喻先生今年72岁，1952年就做新闻记者，当过某大报编委兼总编室主任，官至正厅或副部级。就是后来不做官了，依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做了几十年记者，到过欧美很多国家……总之，喻先生是个见过大世面的”宣传理论思想战线上”的”棍子”。然而，迄今仍然享受体制内优厚待遇的喻先生，这些年的言行总与党中央的决策不太合拍！可惜这位委员生不逢时，因为戴帽子、打棍子，乃至制造”文字狱”的时代已经没那么容易了，想重演”文革”人人自危的时代、来历史倒车，也是没那么容易了。难怪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说所谓提议制定一个”惩罚汉奸言论法”不过是全国政协历史上一个有趣的插曲，一个笑料而已。
看看上面那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脸谱，发现他们大多是既得利益阶层，大多是官员、富商、演艺明星和专家学者，构成了两会的主体，而真正的底层民众的代表少之又少，说真话的也有，但同样少之又少。难怪有人这样指责：”为何我从来就没见过真正的人大代表？那所谓的代表都干了些什么？他们到底代表谁的利益？是人民大众还是他们自己，是穷苦人民还是贵族老爷，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还是那所谓的无产阶级？””其实中共的人大和政协应该取消掉，第一，它根本没有什么实权和为老百姓谋求利益，只是国家组织中的一个摆设。第二是这种机构从上到下不知要多少人去充数，形成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不但没有为老百姓做任何有用的实事，还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全国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两千二百多名全国政协委员，每年一届，每年一次大会，吃用住行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却又大多流于形式，不能不说是一种制度上的腐败和浪费。至于这些代表、委员口头上所言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却没有对每一分纳税人的钱如何消费一一透明公示，领导人以及公务员的收入也没有一一透明，又如何促进社会和谐和防止腐败呢？人大代表不能代表人民，政协委员只是发发牢骚，恐怕这样的”两会”又是增加了百姓负担了吧。人大代表，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成员，却仅仅是人们印象中的”会议代表”、”视察代表”，其现象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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