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权域是我导师的朋友，90年代上半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读博士时曾登门拜访过他。当时他住在人民日报社的大院里。按照中国传统伦理，父亲的朋友谓之父执，老师的朋友可谓师执，那时我是以一个后学晚辈的身分往访他的。
喻权域真够大义灭亲的。十年之后，我写的《讨伐中宣部》和《致美国兵》，惹怒了这位同行前辈，撰文《焦国标想当美国兽兵就让他当去吧！》。此文是这样开头的：“十天前，朋友把焦国标写的几篇诗文送给我看。我读后感到恶心，老想呕吐，几天的休息也没能使我的身体恢复健康。”
他骂我
◆“不顾基本事实，不讲一点道理，只会按‘美国之音’的反华调门说话，而且比‘美国之音’更凶、更横。这样一个流氓、无赖式的人物，居然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邵华泽）聘任为副教授，这是北京大学的耻辱，中国教育界的耻辱！”
他还有如下的谩骂：
◆“焦国标说谎造谣的胆量不亚于美国政府和美国军队。”
◆《致美国兵》“反映了焦国标这条走狗的嘴脸。走狗总是比主人更凶残”。
◆“如果戈培尔在泉下读到焦国标的诗句，会自愧不如焦国标的脸皮厚。”
◆“焦国标的无知也是惊人的。”
◆“焦国标连这些简单的常识都没有，竟然当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还被香港的《亚洲周刊》吹捧入云，实在是丢中国人的脸。”
◆“焦国标写诗作文讨好美国，死气白赖地想当美国兵……”
◆“建议北京大学的邵华泽院长忍痛割爱，把他聘任的焦国标副教授送给美国。”
◆“焦国标必须放弃中国国籍。不能让焦国标继续丢中国人的脸。”
说实话，看到这些责骂，我特别有成就感。为什么？说明我的文字把蟑螂、老鼠、黄鼠狼之类最阴暗、最下贱的东西弄疼了，弄脑了。我的另一个感觉是，今后我决不骂那些曾上门拜访过我的后辈，无论他做事、做文在我看来多么离谱。我从喻先生这里得到一个教训：人什么德都可以缺，惟长者之德不可缺。
喻先生在责骂我的同时，为什么顺路筑邵华泽一耙钉呢？人民日报社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二人有隙。据这位朋友说，邵华泽曾将喻权域赶出人民日报社。为什么赶走他？说是由于他左得邪门儿。
实际上我去北大新闻学院工作与邵华泽先生没有任何关系。邵虽挂名院长，实际上不过问任何院务。每年新生入学典礼和毕业典礼来两趟，别的时候不到学院。邵是89“6.4”之后执掌《人民日报》的，我认为这种人都有“6.4”原罪。所以在北大新闻学院五个年头，我没与“邵院长”正经说过一句话。
我在北大新闻学院时，“邵院长”每月从新闻学院领2，000元干薪。
这也是我看不起他，不搭理他的一个原因。都退了休了，还这么贪心。据说范敬宜先生在清华大学新闻学院也是每月领2，000元的薪金。不过范先生比邵先生要不识相得多，他每周居然煞有介事地在清华新闻学院升堂工作两天。大约是05年，国务院新闻办赵启正先生退休后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院长，我曾写文章表示反对，文章题目叫《我反对赵启正出长人大新闻学院》。中国三大新闻学院，全是老新闻官僚挂院长，这种局面令我想起中国新闻人的初夜权。
回头继续说喻权域。03年10月原新华社社长穆青先生去世的时候，喻权域曾写过一篇文章《穆青同志的名言：共产党员要姓“共”》。他说他“在新华社35年，直接、间接受到穆青同志很多教导，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穆青先生是我们的乡贤，我曾多次到过穆家。同为新闻界中人，话题有时自然而然集中到一些新闻前辈身上。我记得我曾经询问过两个“新华人”，一个人是戴煌先生，一个是喻权域先生。穆青不是一个爱论人的人，他对戴、喻二人都没有多谈，但从他的口吻中我感到了某种不同：对戴是相当的肯定，对喻是咂嘴不好说，似乎比较复杂。
穆青在八宝山火化那天，我碰到喻权域。喻既然在新华社工作35年，来送穆青的人应有不少是他的同事。可是我看到喻在那个圈子里灰溜溜的，侧身在人群里挤来钻去，没什么人搭理他。我当时对此感到很奇怪。现在我不奇怪了：寡合的人不一定坏，但是喻的左肯定是大家都不待见他的原因。90年代他在中国人权协会做秘书长，那是他灵魂彻底抵押给魔鬼的时期。
我很早就知道喻权域曾被打成右派，是从我导师那里知道的。被老虎吃掉的人化而为鬼，引导老虎再吃更多的人，这种鬼叫伥鬼。当年的喻权域是因言论而受迫害多年的右派，可是今天他却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议对所谓汉奸言论治罪，真是不折不扣的伥鬼。不过吃言论汉奸的老虎在哪里？光一个没牙老口儿的伥鬼是吃不了人的。
（2007年3月9日纽约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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