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中国历史的通俗化写作，难免出现错误，这首先因为中国史籍卷帙浩繁，同一史题有两种以上经典存在的情况颇多，如唐史有新旧两书、五代史亦有新旧两史。其次，是对专业文献历史的理解不够准确，比如我在最近反应较好的《历史上的三种人》一书中称（五代）冯道读四书五经，即为”常识的谬误”，因为”四书”概念晚于冯道一百多年，至南宋朱熹从《礼记》中提出《大学》、《中庸》两篇而合《论语》、《孟子》才有”四书”之称。这两种情况是”技术性问题”，尚与价值表达无关。
第三呢，就是为迎合时代需要，篡改历史文献，进行价值化伪造。
《于丹<论语>心得》（简称《于丹论语》）的价值表现，就属于第三种。她努力颠倒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完全歪曲了论语原意。也就是说，《于丹论语》所要说明的就是用一个”新解释”，歌颂中国现在的国家主义强势，继续维持”大政府，小社会”的古典政治态势。所以，《于丹论语》不但在中央电视上走红，连一向以出古典经典为已任的中华书局也跟着大捞一把。
《于丹论语》以”政治上正确”出发，走进图书商业市场，的确是一个成功的策划案，但是，基于”政治上正确”的商业成功并不能掩盖学术上的拙劣手法。
究《于丹论语》之政治技法，只有”一招绝”，此绝招分两处表达：其一，《于丹论语》在第一章”天地人之道”中，引《论语。颜渊》之”子贡问政”的故事，即”足兵、足食、足信”三阶选择之论。
《论语》本意是：在万不得一之时，去掉粮食，也不要对让国家失信于百姓，因为国家存在的基础是百姓的信任。
《于丹论语》玩了一手借尸还魂计，改为：”无论什么时候，老百姓都要对老国家有信仰。”其二，《于丹论语》有了第一章的借尸还魂之计，还怕读者不认可，又在第六章”理想之道”中讲述孔夫子与冉求对话的故事时，再次牵强附会为”人民对国家要有信念”.中国现实政治中确实需要国家主义观念，《大国崛起》的理念中的相当部分即是如此表达。但是，没有民主制度为依托，没有民主政治观念为文化底蕴，国家主义往往在理论价值上迅速滑向新黑格尔主义，进而是褊狭的民族主义导致的法西斯主义，至少是文化法西斯行为。
如果说《大国崛起》意在委婉地将新黑格尔主义引向新康德主义，让民主成为一种道德律令的话，那么，《于丹论语》则成了彻头彻尾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文化法西斯”的变相宣言。
中国历代借《论语》诠释进行政治意见表达的著作，总计不下于200种，其中以清朝乾嘉学术之后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为主流，衍生出58种之多。大清整个论语诠释体系，形成一派主观臆断、牵强附会之做派，最后维新运动就栽在了《论语》解释上。康有为托孔子之名行改制之实，在操作过程中发现《论语》中的政治伦理恰恰是反现代的，比如《论语。泰伯》篇有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要老百姓按指令做，不必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康有为托孔子言改制，本意是将孔子民主化，但孔子本质上是反对普遍民主而寄希望于精英良心的。对于此点，康有为干脆大笔一挥，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全变：”老百姓知识水平高了，国家政治采取公开投票方式，给他们政治自由；老百姓知识水平不够，就训练他们，使其达到参政的水平。”这种胡说八道不用说在顽固派那里看来可笑无比，就是让社会上的一般知识分子来论都无法接受。也就是说，不是什么顽固派的镇压破坏了维新运动，而是维新选择的文化合法性靠不住，才使其成为政治泡沫。
从政治理论批判与文化反思方面讲，《于丹论语》仍是”新皮囊装旧酒”，是接续大清《论语》诠释的主观臆断（至少是康有为”胡说”）的一个现代小高潮。于丹借政治支持走红固然是精明的个人选择，在商业上也无可厚非。但是，《于丹论语》的走红，恰恰说明：1、中国目前的主流政治精英整体上缺乏文化反思能力，根本没有历史批判理性的观念，只是权宜的意识形态退守，即从共产主义往民族主义方面龟缩。这可能导致”口惠而实不至”的民主，即民主口号化。2、中国儒家文化的反人性与反民主性，尚未被民间多数知识精英所认可，反倒拿来用以”反共”，本身就是一个可笑的知性悖论。也因为”《论语》政治”无法为现代政治文明提供”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的可能性，最后，反民主的最坚决力量也就不是现在的主流政治精英，反而将是现在权宜地利用”民主”壳资源的体制外”文化复古主义”力量。
2007年3月20日写于绵逸书房，3月21日发于洪哲胜《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