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矛盾。比如贫富差异、阶层岐视以及官民冲突等等。这都是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符合事实的的判断。因为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价值和思想文化多元时代，尊重差异和容忍异端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思路，如果没有这个判断，从政府行政方面说，常常会把小事办成大事，把本来行政成本极低的事，上升为管理成本极高的行为。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基本是在开放时期度过的，因为科技手段的广泛普及，今天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的主流和人类文明的许多共同结晶，已有了基本的认识。特别是教育的普及，使中国人有了很强的法制观念和人权观念。一般说来，居于弱势的社会群体，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基本利益受到极大伤害的前提下，不会主动和政府产生对立。在强弱冲突中，作为强者的政府，如果能以理解和同情为判断事实的基本前提，通常会把社会矛盾化解到最小程度。我们倡导和谐社会的前提，其实就包括了容忍和尊重不同选择的意愿。
我注意到国家最近在处理社会群体事件时的思路已发生了改变，就是比较真切地了解到了社会群体事件发生的基本前提，有了符合事实的判断，才最容易用小的行政成本化解社会矛盾。这个思路改变后，我们在处理社会矛盾时的观念就转化了，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自己的敌人，而是一些在现实社会中因为自己利益受到伤害产生过激行为的人。
过去专门研究中国政府行政的学者常常说：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好的行政。在不讲阶级冲突的社会中，对政府来说，确实提高行政水平，或者说提高执政能力是最关键的，最好的行政，也就是成本最低的的行政。
实事求是，敢于承认现实矛盾，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方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许多非常精辟的判断，比如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那时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但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学者，今天已没有人认为当时中农村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道理非常简单，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太低，一句话，太穷了。而这个结果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关系出了问题。第一年解散人民公社，第二年吃饭就不是问题了。改革开放前，广东人冒险偷渡香港的事时有发生，有人向邓小平汇报，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有什么目的如何。邓小平的判断非常简单：香港的工资高嘛！这看似简单的的判断中，包含了一个伟大政治家对社会和人性深刻的洞察力，没有这种洞察力，就没有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这就是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
对于处理社会群体事件思路的改革，对提高政府的行政水平很有帮助，有时候思路一调整，顿时就有柳暗花明的感觉。同样，对思想文化问题，我以为以也要有新的思路。首先对政府管理者来说，管理本身是一种行政行为，但如何管理却体现智慧。把敌人变成朋友就需要智慧，把朋友逼成敌人是最简单的，最不需要智慧的，但同时也是行政成本最高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活动，现在基本依靠言论来体现，也就是写文章出书。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政府对出版机构有一些惩罚，理由是他们出了不好的书。但因为管理者处理方式不当，常常适得其反，不但没有化解了矛盾，反面激努了对方。而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信息都难以封锁，许多简单的事，因为管理者的无端自负和缺少行政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对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我以为政府官员首先要多与当事者沟通，不能以权力压人，更不能以对方为敌。对当下社会的基本判断，如果还以阶级斗争时代的思维行事，最后行政的成本加高而效率极低。在这方面，意识形态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对事物的事实认定和判断才是最重要的。比如有些书，管理者连看都没有看，对于管理对象的社会声望也缺乏了解，对现代社会全球一体化也缺乏判断，最后把简章的事情用极高的行政成本处理，但结果还不能令人满意。去年的“冰点”事件和今年的“章诒和事件”就是明显的例子，在这些事件中，意识形态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管理者极端自负，而极端身负的心理因素是不敢负责，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行政不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