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又出版了很多从各个侧面歌颂毛泽东丰功伟绩的书籍和文章，其中孔东梅编写的《改变世界的日子–和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
孔东梅是毛泽东的外孙女，她的外婆是贺子珍。我们都知道贺子珍是毛泽东1927年在井冈山做了山大王之后抛弃了杨开慧所结的新欢。当时杨开慧还在长沙，辛辛苦苦地抚养著和毛泽东生下的三个儿子。
贺子珍跟了毛泽东近十年，在长征前后受尽了苦，包括流产和被迫抛弃亲生儿子。毛泽东一到延安，眼睛就盯在了那些从大城市来的年轻漂亮的知识女性身上，于是贺子珍又重蹈杨开慧的覆辙，被毛泽东抛弃，江青当上了毛泽东的最后一任正式妻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毛泽东的这种行为是典型的始乱终弃，但孔东梅在《改变世界的日子》这本书中倒也不计较，反而在介绍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时顺便把自己外婆被江青所代替的过程给轻轻松松地介绍了。她说斯诺1936年初次到延安，是“我的外婆贺子珍”为他和毛的谈话准备的甜点，而1939年斯诺再次来延安，是“外公新婚的夫人江青亲自下厨为斯诺烹调可口饭菜”。对自己外婆被抛弃都如此不在乎，人们当然也就不能指望这个外孙女对她外公有任何批评性的见解了。
这本书的特色之一，是发掘出了被很多人忽视的毛泽东晚年的丰功伟绩，即改变中国的外交路线，使中国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这就是所谓的“改变世界”。而这个“改变”的核心，就是毛泽东在60年代末向美国表示姿态，中美建立了外交联系。这本来是毛泽东在文革中陷入困境，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又面临要被苏联武力教训时迫不得已的求生之道，但在这个外孙女眼里却成了“改变世界”的壮举。当时中国的外交转变除了打开中美关系外，还花了很大气力和第三世界国家拉关系，让他们在联合国为中共的席位努力。毛泽东自己也说是第三世界国家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
但这本书通篇都围绕中美关系，用了大量生动的细节，例如美国人如何喜欢中国糖果，北京市民又是如何紧急动员起来扫雪，把从长安街到长城一路上的雪一夜之间扫得干干净净，好让来访的尼克松总统登上长城等等，可以说是凡是和美国人有关，就绘声绘色，不厌其烦。相反，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则是一笔带过。
全书170页，第三世界国家只有不到10页，其中大部分又是用来介绍伊朗公主的访华，尽是花絮，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政治和历史内容。毛泽东1974年在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中提出了所谓“三个世界”的说法，如果要歌颂毛泽东，这本来应该是好好做文章的地方。但在这本书中人们看到的却是照抄的新华社电讯和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文稿，毫无细节和趣味可言。两相对照，在作者的眼里，不但只有美国可以和毛泽东“改变世界”，而且只有美国人和西方化了的伊朗公主才值得她花费笔墨。那些第三世界的穷朋友，尽管他们也帮过中国的忙，但谈不上“改变世界”，更不值得花费她的心思去研究和介绍。这种态度，会不会是一种家族遗传呢？